丧心病狂的煤老板，地位缺失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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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秦明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82人遇难，2人仍处于失联状态。

随着媒体披露的细节，我们发现这座煤矿的老板为了榨取利润竟是如此的丧心病狂，几乎把可能造成煤矿事故所有的雷全部踩过一遍：

隐瞒实际下井人数：事故发生时，入井人员公示牌载明下井人数124人（实际247人），但事故发生后，矿方一开始连基本作业人数都统计不清，导致人数通报出现大乌龙——从最开始8人死亡，到50，再到90，后来又变成82；

不给工人发“定位卡”：国家规定井下工作人员必须携带定位卡，以实时监控和追踪每位矿工的井下位置，而本次事故中竟然有103名井下人员为携带定位卡，不是工人不领取，而是矿方根本不给这些工人发放定位卡，导致第一时间的黄金救援变成了一场在黑暗中毫无头绪的摸索；

持续多年“暗面”采煤作业：“暗面”指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未在矿井图纸中标注、不纳入正规产量统计的非法采煤工作面，以此躲避监管，而这种情况在留神峪煤矿已经持续多年；

“阴阳图纸”和“阴阳监控”：直到救援工作开展以后，留神峪煤矿仍未给出与实际相符的图纸，救援人员只能一个个巷道进行搜救；

留神峪煤矿监控室

刻意切断瓦斯监管“生命线”：作为国家明列监管的“高瓦斯”灾害矿井，瓦斯传感器要接入国家矿山安全风险监测系统，一旦系统报警，矿方就要面临停产整顿，为了维持“暗面”开采，矿方竟然故意不安装瓦斯监测设备，直接切断了这条“生命线”；

故意隐瞒瓦斯超限：该矿的一位瓦斯监测员向记者反映，有一次他检测到瓦斯超限，随即上报领导，反被指责“太胆小”；

大量使用外包临时工：留神峪的“暗面”作业交给了外包队伍，而包工头为了赶进度，让手下矿工违规开采、私自拆除漏电及短路等防爆保护装置；

长期拖欠工资：多名外包工人反映，他们的工资被长期拖欠，有人从2月底工作到事发都未收到过一次工资，外包工人连最基本的劳保手套都未发放，工作服、安全帽等也需矿工自行购买；

安全培训走过场：据多名矿工反映，安全培训仅是形式上的“流程完成”，矿工不知道自救器里的氧气能用多久，甚至不认识巷道里的甲烷报警器，而在过往的行政处罚记录中，该矿存在架空乘人装置急停保护失效等多项安全问题；

擅自开采“保安煤柱”：事故作业面的主要任务是非法回采作为矿井“承重墙”或“隔离带”的“保安煤柱”，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煤柱的主要作用是支撑顶板，防止采空区大面积塌落，并能隔离水、火、瓦斯，保护地面设施，一旦破坏极易造成冒顶、透水、瓦斯超限；

……

可以说，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完全是一起由非法逐利、系统性造假、监管失效共同导致的悲剧，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

在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这场悲剧本可避免，但作为第一负责人的煤矿老板为了利润处处踩雷，而本应起到监督作用的监管体系层层失守，最终酿成了八十多人遇难的重大惨剧。

有这么多“雷点”存在，留神峪煤矿发生煤矿爆炸事故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从煤老板到监管部门，凭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侥幸。

而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留神峪煤矿的问题并不是个例。监管部门深知，受利益驱使，私营煤矿和中小型煤矿普遍存在隐藏工作面的问题。因为“暗面”产出的“黑煤”是无需缴税的暴利资源，不仅让煤老板们赚得盆满钵满，更滋生出一条利益均沾的稳固的包庇链条。据《中国煤炭报》报道，仅在2023年的集中整治工作中，国家矿山安全监督局就在全国清理出了510个隐藏工作面，手段依靠的还是“通过思想发动、政策引导，让全国煤矿企业主动上报”。

煤老板们和地方监管部门之所以始终心存侥幸，就是因为与巨大的利益相比，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对于煤老板们来讲，损失的仅仅是几年牢狱之灾与区区百万元人身赔偿金，甚至这赔偿金相当一部分还是工伤保险承担，而对于矿工来讲，损失的却是鲜活的生命以及支离破碎的家庭！

所以，真正想要避免悲剧重演，依靠的不仅仅是深层次问题的整治以及监管的加强，而是让矿工们自己当家作主，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

遗憾的是，在目前的煤矿开采行业，矿工们的主人公地位早已丧失，不仅是外包的“零时工”，即便正式矿工又有多少人有“正式”的工人身份？

从社保信息，我们也可以看到矿工的实际地位如何。企业公开的工商信息显示，留神峪煤矿的工伤保险缴纳人数明显多于其他险种。据外包工自述，购买工伤保险还需要他们自己交钱。

矿工们的地位可想而知。

1960年5月9日，大同老白洞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684人遇难。之所以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一方面是地方官僚头脑发热，盲目追求高指标、不切实际地扩大产能，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煤矿安全管理经验还比较欠缺，那时用于安全监测的科技水平也非常落后。

事故发生后，毛主席立即听取了汇报，并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毁矿保人。

随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下，国家紧急成立了联合检查组，由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煤炭工业部等部门组成，分赴各地煤矿现场检查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以 “十防一灭” 为核心的群众安全运动，鼓励全体矿工积极发现、报告和消除身边隐患。

而更具代表性的煤矿安全改进措施则是群众参与制度的建立。

其核心做法就是在最了解现场情况的生产班组一级，设立专职“不脱产的安全员”（或称“群众安全监督员”），由一线工人兼任。他们负责对组内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督促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成为各级官员监管力量的有力补充。

很多煤矿从制度上吸纳多方力量参与安全决策，纷纷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通常包括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代表，共同研究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1963年，国务院颁布的 《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 ，明确规定安全生产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这些措施将煤矿工人从之前的被管理者，转变为安全工作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充分调动了群众智慧，构成了群防群治、全员参与的煤矿安全管理体系，极大减少了上世纪60-70年代煤矿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煤矿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仅体现在群防群治的安全管理体系上，还体现在矿区工人生活和福利待遇的改善上。那时的矿工虽然名义工资并不高，但公费医疗、家属劳保、免费住房、子弟学校、工人影院等综合保障应有尽有，还时常举办体育比赛、文艺联欢、工人夜校等业余文化活动，以矿区为核心建立起来一个又一个欣欣向荣、无比和谐的小社会，与今天的“煤黑子”完全是两重天。

遗憾的是，随着70年代末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推行，这套群防群治的安全管理体系逐渐形式主义化直至被束之高阁，矿工重新沦为被管理者的角色……

今天，我们有了人工智能、有了更先进的安全监测设施，如果能吸取毛泽东时代煤矿安全管理的宝贵经验，矿难悲剧理应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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