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和资质越高的群体里，同性恋比例越高，成立吗？

2018年，比例的生活蛮自在。他住在城市工业区，白天忙着读博，偶尔在一个劳工公益组织做志愿者。吃完晚饭大概夜里七八点，便出发去“渔场”，在那里呆到深夜十二点。

一次，比例带了好朋友同去。不到十分钟，朋友害怕得想逃，“这里的人怎么这样？大庭广众之下？这些地方不应该早就灭绝了！”比例哑然，“这里多好！一个‘大型露天吧’。”

“你怎么会把这些当做博士论文？这里的人都没怎么读过书的！”朋友的语气里透着蔑视、诧异、责问与不解。而那时比例这篇名为《酷儿与世界工厂：中国南方工业区中的农民工男同志》已然动笔。

在香港读完硕士的比例有长达两年被看不见的“茧”围困，不知该做什么。他尝试过自媒体、编辑，内心偏想探究底层打工人的生活。“很专注地做这件事，需要经费支持，而且要几年稳定的时间。”比例想到申请博士学位，“这样可以得到学校的资源、老师的指导，还有奖学金的保证”。他申请的导师是江绍祺，一位长期从事男同志研究的学者，他的一种研究著作还被改编成电影《叔叔》。

做自媒体时，比例总感觉在重复相同的东西，“好像今天的同志运动主流，非常中产。工人阶级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无论大学社团活动，还是城市同志社群，都难以看到他们。“但按中国人口比例，这部分群体恰恰是占大多数的。”

然而第一次去渔场并没有那么容易，比例先是在软件上打听，出发后却进了“迷宫”。“明明说就在这里”，走了好多次，找不到。在这个城市，比例和那些打工者一样：人生地不熟，没有人带他。“一般都是老人带新人。那时我到了这附近，看谁都像。在健身器材上的直男也像。”直到有人和比例搭讪，这才实现了“姐妹相认”。

“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人不多。”对方指着远处，“这边都是‘鸟洞洞主’，霸占着鸟洞不出来。会为了争夺一个洞，针锋相对。一占就半个小时。”

比例一进那个地方，就感觉到了异样：外面站满了人，但没人上厕所。直到比例和“洞主”混熟了，才知道“洞经常被堵住。时不时有清洁工人过来洒水。附近居民知道这里都是，不让小孩子来上厕所。”洞主也有自己的苦恼，“一旦把隔板换成不锈钢，鸟洞就倒闭了。”

“倒闭”的苦恼对打工同志来说一样存在：公园里开始安装越来越多的监控，小树丛被砍掉，只能去更隐蔽的地方。“好像同志本身的生活，路过时完全不会被注意到。”

这个公园的男厕所旁是“旧渔场”。而人最多往往不是最公开的地方。“新渔场”在一个亭子下，“很偏僻，居民不太会走过去。就被同志占领了。居民看到那么多人，更不会过来。”

几个月后，比例发现“渔场”极具生命力，“只要社群存在，新的空间就会被开发”。只是新空间没地方可坐，“要一直站着聊天，会比较累比较挤。但也更好摸。”

对打工同志来说，这样空间的必备条件有两个：一个聊天的地方和一个摸的地方。“摸的地方越来越少，很容易被搞掉，反倒是聊天的地方不容易被搞掉。”

交友软件上对同志的要求是：长相好看才会被人喜欢、有身材才可以约到人、有钱有好工作才有爱情……到了线下空间，这些条条框框很容易被打破。“这里可以直接看到，什么样的人都有人喜欢，即便爷们的那种更受欢迎一些”。重要的是，大家来这里更多是为了聊天。

“这是一个很安全的空间。没人会问你是不是同志。每天来来往往的，很多陌生人会进入这个空间。和陌生人交流，不会被认为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而是一个练习过很多次、很熟练的事情。”

南方城市中，外来移民越来越多。“渔场”中亦如此。十几岁到六七十岁的都有。“年纪大的可受欢迎了。考古的（即恋老的）特别多。老头往那一站，就会有人去。”

老年人是“渔场”不可或缺的主流。很多精英人士认为“渔场”很乱很脏很低级。而在互联网时代前的老年同志眼中，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公共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好像泰国泼水节，要坐飞机过去参加一样”。

比例很喜欢“渔场”的氛围，“感觉回家了。现在社会里，大家都是外来移民。尤其同志不会跟原生家庭生活在一起。”出来打工也意味着有了一个时空发现自己，进而探索各种生活。”

尤其是在“渔场”里，在比例看来，“娘炮”是一种集体赋权。几乎没有打工同志会在打工场所出柜。在996的工厂中性别气质规范相当严格，“男的得像个男的，女的得像个女的”。如果“娘”一点，就会被嘲笑。而在“渔场”，姐姐妹妹叫起来，扭来扭去多开心。“姐姐，你最近找了什么男人？”“妹妹，最近没有开张。”像演小品、说段子。“最能带动气氛的是东北大母零。一说话就很幽默，撕逼很厉害。互相抖机灵、保持幽默感、还要损别人，是一个男同志的必备技能。”

“渔场”里，“母”也是一种自保。如果被不喜欢的人摸了，或者被纠缠，“母”是逃脱的方式：“你连姐妹都不放过吗？”“你什么都吃！”“你要天打雷劈吗？”“你这么小还要来磨逼，小心磨没了。”这是同志不分阶级、不分地区、不分国籍的“通用技能”，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慢慢学会的。特别是在受到欺凌时，学得最多最快。

不过，在“渔场”里找男朋友是一件既简单又困难的事。“不是不想找，只是他们也知道生活太动荡了，这样的关系并不一定稳定”。刚来大城市的打工同志没有社会资源，“没有在这里读过书，也没有亲人。他们需要一个支持网络。在这个网络里，不仅可以放松，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个收入稳定、在经济上可以帮助他们的人。

打工同志口中的“收入稳定”是相对的，“你过的惨一点，他则租了一个房子，有一个工作。两个人都很穷。后者大概也只有三四千的收入，但他会养前者。”

很多打工同志默认这不是一个会走下去的关系，“他们人生中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一直都很跌宕，每年都要换工作、换地方。很少会有人想一辈子。”一直打工的生活不是主流同志想象中那样稳定。“就算两个人有一起打工的选择，但理想化的生活是不打工。”

打工同志带有交换性质的男友关系，可以度过某个艰难时期。“我们觉得性和金钱的交易是被看不起的。我们看不到的大量性产业是为了社会上层人服务，反倒是大量批判的目光是在审视弱势群体。”比例说，“带有交换性质的关系，不光是底层同志独有的。大家可能都想找更有钱的。”

就算有了男朋友，打工同志也会和男友一起来“渔场”。但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是吃醋的，另一方会被盯得死死的。识相的姐妹相互打趣提醒，“不要去抢别人的老公”，“抢别人的老公可能会被打”。

与其他“渔场”不同，工业区“渔场”的兴衰和工厂的淡旺季有很大关系。工厂多半是做电子、五金、玩具、服装的，旺季一般是九十月份，“渔场”里人少了很多，一天晚上只有十几个人。十二月开始，一晚上一二百人也是有的。“工厂提前放假，还没到春运，又没事情做。回家太早、呆一个月会很煎熬。”于是大家都来这里。

打工人的忙碌负荷是超乎想象的。早上七点上班，晚上八九点下班，中间一个小时吃饭。不像白领在电脑前的工作，打工人完全是流水线，人要站着，手不停在动。“在办公室上班，总有时间摸摸鱼、找人聊聊天。但工人进入流水线，不能带手机和个人物品，面对的就是生产线和一堆产品，要不停地做，更没时间聊天。”

工厂不光在性别气质上要求打工同志“像个男的”，还要求非常卖力地工作“像个机器”。在这样高压的环境里，大部分打工同志只有两千块底薪，靠加班费才能赚到足够的生活费。而管理通常很暴力，骂人懒、蠢，贬低智力低下。“平时我们用的东西便宜，就是因为这些打工人没有赚到钱，靠出苦力活着。”

“有的是小厂，老板不恐同，别人知道你是同志也没关系。一些大厂，你面对的人特别多，可能会被欺负。尤其是管理工人的小领导，不给安排活儿、找借口骂你，让你干不下去。”比例从打工同志口中听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

越是工作压力大、强度大，来到“渔场”越是肆无忌惮。穿女装的同志，会穿着黑丝、短裙，要两三个人一起去吸引目光，好像女明星一样“炸街”。“口嗨”中聊打工经历也很主要，既抱怨“黑工厂”和老板或上级，也会彼此分享行情。包括哪个厂好做，哪个厂在招人。“这里的厂子太多了，招聘说得天花乱坠，被骗进去发现都是坑。”“渔场”里打工同志分享着第一手的信息：哪里轻松、哪里待遇会好一点。“还有自己做劳动中介的，也会来这里介绍工作。特别是招临时工。”

中产同志去夜店等社交场所，很少会谈论自己的工作，他们会单纯释放和玩乐。但在“渔场”里，比例看到了打工同志间的“帮助”。

在同志酒吧，大概只有“喜欢穿西装的，会特别穿了西装勾引男人”。但在“渔场”，不会有人觉得制服性感，“那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厂服、外卖服、顺丰制服、京东制服，对很多中产来说是另类，对打工人来说，他们真的在送外卖、在快递做分拣。”

在“渔场”交朋友，重要技能是带零食，比如水果、瓜子、矿泉水。“特别是今天有人请你喝水，明天就要请回来。”喝什么都可以，可乐、东鹏特饮、奶茶。关系要好的人之间会主动打趣，“妹妹，我好渴，快请我喝'妇炎洁'。”“妇炎洁”还可以更换为“豆浆”。公园门口就是卖零食的。“一般五块钱一包瓜子，买两包。大家都不会买太多，玩累了可以去吃烧烤。大家AA。”

在“渔场”里，再好的朋友也不会问对方来自哪里。身材、长相、微信昵称都会成为“姐妹代号”：口交妹、舔脚妹、漏屎婆、四川婆、东北婆、妩媚娘、狐狸精……比例因为留胡子，被叫“大胡妹”。

“渔场”里撕逼变成动手也是常有的。有时因为口角，有时因为男人。这时就需要“大姐头”出面了。“大姐头”通常是在“渔场”混得比较久、认识的人比较多的角色。“还约着逛超市，“超市晚上七八点以后打折，可以买鸡腿或者炒米粉炒饭回公园吃。”关系再好一些，会被邀请去“姐妹聚会”。比例在第三个月时加入了姐妹团，“大姐头”对他讲，“明天到我们家吃火锅。”第二天下午，比例和“姐妹”一起买菜、买水果、买饮料，准备火锅。

出租屋是更加亲密的聚会场所。这意味着有了一群更加亲密的朋友，白天也可以约出去逛一逛。打工同志都住在城中村，房间的光线很差，楼很近，有时空调都没有。“没有空调，就约不到。”有人打趣。“啊呀，那我可以去男人家啊！”“电费很贵呀！”“这个房东很黑呀！”大家七嘴八舌。其实打工同志愿意吃点苦，也习惯吃苦。“很多厂本身也没有空调，只有大电扇。没有空调对打工同志来说是一种日常。”

关系亲密的“姐妹”之间会相互关照。比如下班后整个人都很累，在“渔场”会有人关心，“姐姐辛苦了，姐姐过的怎么样？姐姐喝点水。”有时候整月没来，大家会说“这个逼进厂了”，或者那个逼去哪里了。也有姐妹会互相提醒“你要带套啊！”“一定要小心啊！”许多人因此第一次知道了如何预防艾滋病，以及去哪里做检测。

进入夏季后，雨天增多。一些“姐妹”去不了“渔场”，就会在微信上聊。“大姐头”会组织去村里（城中村）打麻将。打麻将是“姐妹”常见的娱乐，地点除了“村里”，“会所”是另一种选择。

比例是在微信群的广告里得知“家庭会所”的。“会所”在很多城市大量存在，主要集中在工业区或市郊。“相当隐秘，装修也简单，里面有大通铺、几把椅子或者沙发，再放几张麻将桌。条件更好一点的还有家庭KTV。”

比例第一次去会所，到了广告上标明的地点，再打电话联系对方，有人下来接过去。这样的操作，让比例有点紧张。进入会所后，他才放松下来：会所相当于同志浴池的“精简版”，“比同志浴室成本更低，只需要租一个房子，不要开澡堂子。”

会所的门票一般二十块到三十块，里面可以过夜。会所同样面临被清理，所以经常关闭，再另外换地方。想要知道新地点，大部分是靠社群里的信息流通。而异性恋想要找一个休闲娱乐会所会容易得多。

来会所打麻将一般免票。如果来玩则要交门票。来玩的话，一般分上半场下半场，各收一次钱。下半场主要是过夜的。会所里还有常住的打工同志，“他们在这里主要是过度。城中村一天要十五块钱，没有空调，还是上下铺。在会所包月的话，五百块钱，不仅有空调，还可以很开心，周围都是自己人。”很多会所提供常住优惠，一个星期两百块，一个月五百块。随身携带的行李放在一个有锁头的柜子里，让人感觉很安全。

和“渔场”相比，会所更安全舒适，可以躺在床铺上聊几个小时，还可以打麻将、逛逛“小黑屋”。而“会所”和“渔场”像打工同志在工业区“开辟”出来的岛屿，“几乎整个外面都是属于异性恋的世界”。想要生活下去，就要融入外面的世界。而在“岛”上，每个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连日复一日游荡其中的比例，都迫不及待地每一天“回岛休憩”。

从2018年到2019年，比例和主流以外的打工同志“玩”在一起，“我没有那么焦虑了。不会去想一定要有房子，一定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收入。和一群被社会‘排斥’的打工同志交流，发现快乐特别简单，不需要特别外在的东西，和朋友在一起就足够了。”

“同志的孤独是在都市里永远一个人，只能靠自己、靠原生家庭。好像认识很多人，却没有那么多联系。”反倒是打工同志通过“渔场”和很多人建立网络，无意中实践了一种现代同志集体生活，可以让人互相照应着一起过下去。

---------------B站有个Up主上传了一个视频，拍摄记录一对在成都相濡以沫30年的男性同性恋人的生活。

片中两位叔叔都是普通人，应该不是高学历高级知识分子或者多有钱，一位叔叔曾经上山下乡，现在他们一起经营一个店铺为生，家里摆设也很普通，收养了一个孩子，家里的一个大桌子上摆满了孙子的旧玩具，其中一个叔叔说孙子不让扔所以都放在那。

30年前他们就有勇气向家里人坦白要和彼此一辈子在一起，没有婚礼没有仪式，他们去那个当过知青的叔叔下乡的地方，“让青山绿水白云作证”（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