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宿18天，康复的保供司机被拦在39弄门外 | 深度报道

4年前刚到上海的时候，孙波的朋友圈里出现了一栋夜色下灯彩霓虹的高档酒店。从那里往南一公里外的弄堂里，孙波和妻子安家在一间8平米的阁楼，跑起了快递运输。

随着这轮疫情爆发，孙波成了运送保供物资的司机，在核酸阳性之后，他在驾驶室里待了6天等来转运。当孙波结束隔离，回到一直生活的建国东路39弄，弄堂的大门从里面被反锁了起来。

孙波不得不开始了一段露宿街头的日子，期间他又去弄堂口沟通过几次，但门里反对他进去的居民从没减少过。过去的半个多月里，所有人的立场都没有松动。

孙波坚持自己回家的权益，居民们怕复阳、传染、延长封控，不能接受一个在别处感染的“外人”带来隐患。居委会说，在给居民讲了政策和医学知识都没奏效后，他们也没什么办法帮孙波进入弄堂了，他们还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把防疫工作继续下去。

孙波的老家在安徽滁州来安县，一个距上海300多公里的村子。到上海前，孙波靠运输谋生，在各地跑零活。2018年9月，孙波贷款十几万买了辆厢式货车，签了五年合同，成了中通快递卢湾二部的一名货运司机，开始在上海跑市内的快件运输。

来到上海几天后，孙波的朋友圈里出现了一栋夜色下灯彩霓虹的高档酒店，从那里往南一公里外是建国东路39弄康益里，弄堂里一间8平米的阁楼，成了孙波和妻子在上海的家。

他看中了老房子房租便宜，附近的楼房月租都要四五千，这间阁楼只要1300元，离工作的网点又近。阁楼在三层，二十多平米被分开租给了三家人，孙波和妻子住在面积最小的一间。顶着斜下来的天花板，“总是磕到脑袋”成了孙波住在这里的苦恼。

著名作家巴金也曾暂住在建国东路39弄，他后来在作品中回忆，身处这样逼仄的环境，睡在床上，常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的打闹声。同样住在这里，孙波不会听到夜晚的吵架声，他的生活是典型的昼伏夜出，白天休息，晚上跑车。

刚到上海不久，孙波还在朋友圈发出过，他那辆沪E牌照厢式货车的照片，配文“发财就靠你了！”那天他显得很兴奋，隔不久又在下面的留言里说，“朋友们有时间来上海玩，我带路。”

孙波确实需要“发财”。妻子成莹在瑞金医院做保洁员，每月进项四千多一点，两人每月要还老家三千多的房贷，还要负担油价连涨后每月三千多的油费，一千块的车辆挂靠费、保险，再刨掉两千多的房租和生活费，孩子上大学一千多的生活费，能攒下来的钱很有限。

这样辛劳奔波的日子持续了四年，直到今年3月12日晚上，孙波又从家里开车出去载货，第二天一早回来，39弄所在的建一社区已经封控了。孙波去了附近的外甥家借宿，他以为，这只是疫情中的一次小波折。

往后几天，上海疫情继续蔓延。孙波也在3月20号前后拿到了一张编号为183的青绿色《上海生活物资保障通行证》。他运送的货物从平常的快递包裹变成了保供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每天任务就是从总部把物资运回卢湾二部网点。

这样的保供运输生活没能持续太久。上海市要求保供司机每三天进行两次核酸检测，3月31日晚上5点多，孙波接到通知，他早上做的核酸结果异常，并询问了他所在位置。就在几天前，孙波所在的网点已经有一名客服人员核酸阳性。

孙波这时已经到了公司，遵照疾控人员的要求，他把货车停在门口，人也待在了车里。到了第二天，才有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赶来，他们没有立即将孙波转运，而是在他的货车周围拉上了警戒线，车门也贴上了封条。

等待转运的日子很难熬，开始时，孙波靠同事从车窗递进来的蛋糕、泡面解决吃饭问题。之后几天，同事中感染人数越来越多，网点也被封闭，他又靠着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接济撑了几天。

这段时间里，孙波的吃喝拉撒都只能在车里解决，小便还好说，但驾驶室空间有限，解大手成了难题。他尽量少喝水、少进食，但两三天总要解一次大手。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只能把车门打开一点，在车门旁用塑料袋解决，然后再用车上的酒精消毒液消杀。

“我们开的中型厢式货车，不比私家轿车，驾驶室里是站也不好站，躺也不好躺。”那段时间资源紧张，孙波的同事单师傅在车里等了十多天才被转运，他形容，人好像被“卡在里面”似的。

孙波数着日子等到了4月6日，救护车把他转运到一家被改建成隔离收治点的酒店。到后来孙波才意识到，这段在酒店的隔离生活，成了最近两个月里，他过得最好的日子。

4月20日上午，孙波拿到了《解除集中医学隔离证明》，他回到建国东路39弄门口，做好抗原检测和信息登记后准备回家。

在孙波的描述里，回家过程中的第一次“不愉快”就此开始。弄堂的卡口里走出来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当听到孙波不是从39弄被转运隔离的，他表示，既然不是从本小区拉走的，就不能进去。“你是从哪里被隔离的，就回哪里去。”

孙波向正在建国东路上巡逻的警察求助，警察说他可以回家，让他到居委会找工作人员。孙波去了居委办公楼，在那里，他遭到了一位黄浦区下沉驻点的干部的质问，“问我是怎么进来的，我说自己是小区居民，来报到是为了回家。但他又打电话叫来几个人，还说要把我扔出去，边说边拎着我的东西往外扔。”

争执过后，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核实孙波的身份，需要房东出具的租房合同。孙波是从二房东手上租的房子，第二天才能拿到合同。于是，孙波托居委会工作人员把妻子成莹准备的被褥拿出来，4月20日这晚，他在街上露宿了一宿。

前述黄埔区下沉驻点的干部告诉深一度记者，那天发生争执，是因为孙波未穿防护服，就擅自闯入了居委会办公的封控区。当时也不能证明他是住户，所以当晚没让他进入小区。

4月21日，孙波将各种证明备齐，晚上8点多，社区通知孙波可以回家了。妻子成莹先把他的铺盖拿上楼，不到十分钟后，成莹再次下楼，发现弄堂门被居民从里面反锁了。“孙波就在门外，门里有二三十个居民，拼命喊着不让进。”

孙波说，他隔着门向居民解释，自己是运输保供物资的司机，也是为了上海防疫。但依然有居民喊道，“你从哪个车队来的，就回哪个车队去！”

孙波也激动起来，他冲门里喊：“你们没有资格、也没权利锁门。居委会和警察都在这，你们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但在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孙波，门被居民锁起来，她也没有办法。

事后，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记者，她曾向居民解释，既然孙波隔离回来，就说明没有传染性了。但居民情绪很激动，当晚没让孙波进去，也是为了孙波的人身安全。“如果他当时强行进入，说不好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居委会要把这个风险预见到。”

那晚，僵局持续到近11点。孙波坚持，按照政策，自己回家是正当的。但居民们一直态度坚决，不肯开门。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他们和驻点民警都在给居民做思想工作，但他们太激动了。居民们主要担心两点，第一是孙波从方舱回来有可能复阳，继续传染。其次，弄堂从3月12日开始封控，孙波是在外面感染了新冠，所以觉得他进来不安全。

这名居委工作人员尝试分析居民们的心理，截至4月21日，39弄内部还没有出现过阳性病例，是干净的。“他们担心再有新的阳性病例出现，会拉长封控的时间，大家都希望早点解封。”

孙波不得不继续露宿，次日凌晨，居委会工作人员帮孙波在39弄对面的街上搭了简易棚。孙波做了当时最坏的打算，政策要求居家健康监测7天，那自己就在小区外睡上一周。“小区居民不是怕吗？那我就再等一个星期，这总行了吧？”

妻子成莹很不理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居民阻拦丈夫回家。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解释，39弄是成片的老房子，属于二级旧里，本地居民大多是几十年的老邻居，都很了解彼此的情况。

回想在39弄生活的这四年，孙波说，他本身话就不多，又是晚上干活、白天在家休息，和居民没什么交集。居委会工作人员也说，在39弄住着110位居民，租客与本地居民约各占一半。孙波夫妇都是打工者，早出晚归，平常和邻居们没有矛盾。但孙波有一点很介意，在弄堂口阻拦他的，大多是本地居民。

在居委会工作人员录下的视频里，孙波又站到了弄堂口，他向居民们展示着自己的《保供通行证》，解释说：“我是一个驾驶员，为了上海疫情运送保障物资，也是为了上海市民。”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性居民入镜，打断孙波，“上海市民大了。你不要借口你住在这里，你老婆是在这里。但3月12号我们第一次做核酸，就没看到你这个人。你就不要讲了，也不要拿这个报告来（说）。你作为一个驾驶员，进去方舱医院，（出来了）你去找你的车队去。你说你支援上海，你是哪个车队的，回去找你们领导去。”

一个女性居民呛声道，“怎么就不讲道理了，你不讲道理还是我们不讲道理？我们第一次做核酸的时候就没看到你。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

4月23日，孙波露宿街头的第三晚，建一社区所属的打浦桥街道党委副书记给他打来电话，说可以提供应急隔离点作为暂住地。孙波听说那里不提供餐食，拒绝了这个提议。

孙波说，睡在小区对面，离家近还算方便。他又不会下单点外卖，到了隔离点更麻烦。他之前请别人帮忙订过外卖，下午五点多叫的，八点多才到，还是夹生的。孙波和妻子使用智能手机都不熟练，之前物资紧张的时候，两个人抢菜都困难。

最初住在街上的几天，商铺都不开门，妻子给孙波送出来一点八宝粥、方便面，一天吃一两顿饭。没有热水，他只能去附近公共厕所接一点自来水，用冷水泡面。有时候，附近的大白如果工作餐有剩余，会好心匀出一点给他。

4月24日，孙波的妻子成莹也因为核酸阳性被转运到了新国展方舱。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记者，成莹感染后，居民们认为，这是她给孙波送饭导致的，对孙波的抵触更大了，度过“7天观察期”后，他还是没能进入弄堂。

虽然建一社区有过阳性，但成莹是39弄内部的第一例阳性。居委会工作人员觉得，社区里按弄堂分时段做核酸，互相传染的可能性很低。但成莹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她说，每次给孙波送饭，出门和回来时都会喷好几遍消毒水，她更认为，自己的感染可能源于一次核酸检测。那天轮到她做核酸时，工作人员正好要清点采样管数量，没在第一时间给她采样，她也忘了把摘掉的口罩提起来。

5月1日，成莹从方舱回到家里，她进入弄堂时没受到什么阻拦。前述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记者，从科学上来说，孙波夫妇情况一样。但从居民的情绪上来说，成莹封控期间就一直在弄堂里，是不一样的。

就在妻子回来当天，孙波已经快一天没吃饭了。在他的印象中，露宿街头的半个多月里，建一居委会一共给他送过三次食物。第一次是4月21日晚，遇到居民阻拦后，陪在一旁的居委会工作人员送了一份工作餐。第二次是某天下午3点多，工作人员给他送过两个包子、一个鸡蛋，此外就是妻子在方舱期间，社区发物资，孙波分到过一只鸭子、一块牛肉和两根火腿肠。

刚回到家，成莹就做了饭，送到弄堂对面丈夫那里。晚上，居委会工作人员带着民警找到成莹，说有居民投诉她在居家健康监测期间外出。民警提醒她，要居家七天，一次核酸阴性后才能出去。

成莹反问民警，“政策要求是七天监测，孙波已经在外面待了十几天，一直参加小区组织的核酸，两天做一次，一直是阴性。为什么还不让他进来？天天吃方便面，他现在听到方便面都要吐了，吃那么多方便面哪个人受得了？”

自这次之后，成莹再没出门，但居民们还是知道了送饭的事情。弄堂里本来地方就不大，打开窗户看得一清二楚，现在被封了这么久，更是都眼巴巴地盯着堂子里的情况。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对成莹有“埋怨”，说本来想等成莹七天居家结束后，再做一次居民的工作，争取让孙波回家，“但她这样一弄，思想工作就难做了。”

建国东路是打浦桥街道和淮海中路街道的分界线，孙波露宿的那一侧，已经到了淮海中路的地界。那天一个巡逻的警察知道了孙波的情况，对孙波说，如果是在他的辖区，一定会把孙波送回家。旁边的人也跟着应和，说这个警察已经把20多个进不去小区的人送回家了。

这位警察走后不久，孙波住的简易棚被淮海中路街道的城管人员拆除了。在建一居委的协助下，孙波把棚子搬到了39弄东南两百米的路口，继续他的露宿生活。

孙波的同事单师傅告诉深一度记者，之前网点感染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现在都已经出舱，回到了各自小区，只有孙波还流落在外面。

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在5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解除集中隔离后的复阳人员不影响所在小区的“三区”划分。深一度记者也向居委会工作人员证实了这项政策的存在。但他们表示，居民们的态度一直没有松动，居委会也没有办法，估计要等到解封之后，孙波才能回家。

对于居民是否有权阻止孙波进入弄堂的问题，黄埔区下沉驻点的干部没有正面回答，他转而谈到了关于“稳定”的问题，弄堂从3月12日开始封闭，他们需要所有居民配合做核酸、配合各种防疫工作，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我们觉得稳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希望他能进来，但如果他进来会对弄堂造成很不必要的不稳定情况，我们也要去花很多精力去处理。”

5月7日，孙波露宿街头的第18天，他在附近的公共厕所遇到了一位警察，帮他联系了民政部门，把他接去了临时救助站。救助站是一个仓库改建的，摆着一张张铁架床，能提供热乎的饭菜。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孙波，只能暂时收容他一周，一周过后，还需要再申请延期。在孙波离开街边的简易棚后，居委会工作人员曾给他打过电话，询问去向。

孙波说，他还是更想回家，“我家属是个急性子，我在小区对面睡，她一推窗就能看到我，还会安心一点。如果看不到我，整夜都睡不好觉。”

他习惯用“家属”称呼自己的妻子。这几年在上海，每天早上4点半，妻子就会起床，简单收拾后去瑞金医院上班。下午四点半钟下班后，又买菜做饭，喊孙波起来吃晚饭。晚上七点多，孙波就要出去工作。再回来就是第二天早晨了。一个早出晚归，一个昼伏夜出，他们两个人相处时间的很少。

孙波之前对上海的印象很好，觉得这里环境整洁，有文化底蕴。但这次的经历，让他觉得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遇到了不讲道理的邻居。

孙波已经想好了，明年9月份合同到期，他也53岁了，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但在这之前，如果不遇到什么阻碍，他总还是要回建国东路39弄住上一段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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