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大厂，我去国外做蓝领，依然躲不过40岁危机

去国外做蓝领，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人生选择。这意味着远离内卷，变得松弛，但同时，也丢掉了自己奋斗多年的履历，一切从零开始。

我们找了几位出海打工的人，他们为什么愿意放下原有的积累？如何开启一段新生活？价值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我是山西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先是在媒体工作了十几年，后来去了互联网大厂，成为一名中层。但现在，我在塔斯马尼亚岛，当一名电工。

有出去的想法，是在2017年。在那之前，我在北京东五环外住着一套大房子，孩子不到3岁，过上了曾经想象中的那种“中产”生活。直到孩子快上幼儿园——“中产”幻想被打破。

考虑到孩子要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我们把大房子置换成一套老破小学区房。那个房子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住在一层，白天不开灯的话，屋里漆黑，下水道也总是堵。我有时候在公司工作，会接到家人电话，说下水道又堵了，我就得回去处理。

房子的面积太小了，小到它得“限额”，同时出现在这个空间里的人不能大于3个。白天，我跟爱人分头上班，孩子的姥姥和保姆负责接送孩子去学校，晚上我跟爱人回来，姥姥和保姆各自回家。

生活在国内，想完全脱离鸡娃的氛围很难，一到周末，小区的孩子们集体消失，都去上各种课外班。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送他去上兴趣班，周六学游泳，周日学画画，我跟爱人的周末就是陪孩子上课。

换房子对我们一家的生活影响太大了，时间久了，大家都很难受。我本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同时，我不希望孩子长大后经历更剧烈的竞争，用更多的努力换来没那么舒适的生活。所以也会想，之后到底要去哪里。

其实如果想过得更舒服，回老家也是一个选择，但我没有想过这个方案。我父母的想法是，你到北京已经顶天了，人不能倒着走，好不容易从山西老家出来，上大学、读研究生，为什么要回去呢？而我，从18岁离开家到后来40多岁，一直生活在北京，故乡已变成了需要探亲时才回去、“陌生”的地方。我甚至不太熟悉回家的路，每年春节回去，我爸都会站在小区门口给我指路，生怕我找不到从哪里进小区。

2016年，我去美国采访，认识一个外来的家庭，他们向我展示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也让我也动了走出去的念头。这对夫妇十年前带着孩子来了加拿大，我发现跟他们聊的话题和跟国内的朋友完全不一样，孩子不是中心，也不涉及课外班、择校什么的。他们夫妇俩热爱旅游，非洲、北欧、南美都去遍了，已是旅游圈内有名的博主。同行的几天，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对我影响很大。于是，从2017年起，我和妻子开始准备走出来，寻找生活原本该有的意义。

2019年4月，我们真的搬到了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这个地方离悉尼很远，就像澳大利亚的“海南岛”。第一次来，我们是以旅游者的心态，看什么都新鲜，真正居住之后，还是得面对更日常，也更现实的问题，比如孩子在什么地方上学，一家子在哪里住，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平和房租怎么样，我们要靠什么赚钱。

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功课，澳大利亚的政策是，不管是租是买，只要有住房合同，就可以在那个学区上学。我们看了这里学校的排名，在排名靠前学校的学区里租了房子。

刚到这里的半年，房租是一个月1.3万人民币，家庭支出也不少，钱只出不进。父母还时不时催我，不能坐吃山空。我嘴上说不急，但内心其实很焦虑。

我爱人在国内是旅游行业的，我们在安顿下来后开了个旅游公司，做个性化定制游。但刚做成了几单后就发生疫情了。我们还买了一个小农场，种红树莓，但也没挣到什么钱。我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一直对电工很感兴趣，之前装修房子，电路是我跟装修师傅一起搞定的，在澳大利亚，这个工作强度也不算大，符合我的期望。

澳大利亚有很完善的职业教育课程，通过技能培训拿到证书，就可以做相应的工作，规则划分得很细致，很专业。我报名了本地的一个电工课程，花了大概1200元人民币，拿到了一个证书，凭借这个证书，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连接设备、安装监控、烟雾报警器等等，如果想做更复杂的工作，就得找一个师傅，做4年电工学徒，拿到电工证。

▲ 为一位农场老人装过太阳能系统，诺大的农场里只有一个人、两条狗。老人享受孤独的办法是一边干活一边喝啤酒，整个屋子里一股酒味儿。图 / 受访者提供

选择电工这个工作，直接的原因是赚得多。在澳大利亚，时薪最高的职业可能是医生、律师，一小时120澳元左右（约560元人民币），电工的时薪可以达到一小时80澳元（约370元人民币）。从2020年10月到现在，我做了好几个工作，除草工、油漆工、浴室厨房翻新，还跟着一个水管工干了几个月。

在塔斯马尼亚岛生活，我感受到很多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这里的劳动真的不分贵贱，首先体现在它的报酬上，其次是其他人对待劳动者的态度。每次做完零活，房东都会走出来说很感谢你帮助了我，会请我或者其他工人喝咖啡。

走在路上、坐在餐厅里，经常看见穿着工作服，满身是灰的工人，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的教育理念不像我们的父辈——自己是工人，希望孩子努力读书，不要再做工人。澳大利亚的老电工如果有多个孩子，必定会有一个孩子会当电工，他要把他的技能传给下一代。

这里也并不内卷。租房的时候，我们想，既然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大家不是都跑到更好的学校附近居住了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家长并不太在意哪个学校最好，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快乐地成长，可以到了高年级再努力学习，父母也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要排在首位。我们认识一个邻居，因为工作变动，带着家人孩子从悉尼搬到塔斯马尼亚岛，就相当于从北京搬到了海南生活，他们也觉得十分正常。

相比工作，这里的人们更爱生活，工作日是工作日，节假日就彻底脱离工作，以家庭为单位出游。他们不怎么喜欢即时沟通App，有事用邮件联络，没人要求你立刻回复。人都很平和，在塔斯马尼亚，即便堵车时也没有人按喇叭。

但在这里生活，也有不适应的那一面。塔斯马尼亚岛的面积是海南的两倍，人不到海南的十分之一，华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久了，有一种荒凉的感觉。这里也没有国内那么方便，点个外卖30分钟能送到家里，网上买个东西，过几天自动出现在家门口，这在澳大利亚不现实。刚过来的时候，我们订了一些家具，之后分了好几批，用了两个月才全部送到。生活节奏慢，办事效率就低，第一次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学校通知了我一个日期，我们那天到了，对方才说日期不对，还得过几天，我们只能把孩子带回家。都得有个适应的过程，慢慢才接受。

工作上也会有一些落差。到了国外，从前的履历都清零，我不再是一个大公司的中层，也不再是去了哪里都有人知道我的公司，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四十岁男性。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我们的旅游公司也没什么业务，感觉一下子空闲时间多了，不知道该干什么，后面学了电工，才逐渐充实起来。

再之后，我人生的40岁危机在塔斯马尼亚也出现了，我想做电工学徒，以后当持证电工，但没有人愿意雇我。二级电工证拿到后，两年时间里我投出去50多份简历，基本上是石沉大海。我大概知道原因，第一，我是华人，一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不是本地人，另外，我还是一个40多岁的求职者。澳大利亚学徒制规定，付给年长工人的时薪要比年轻工人的时薪高。人家为什么要多付钱给一个外国人呢，直接找年轻人了。直到今年8月，一家墨尔本的华人电工公司来塔斯马尼亚发展业务，我才找到了师父。

在教育这个层面，我和爱人仍然在“卷”。在澳洲，最卷的都是华人家庭。孩子周一、周六要学中文，还要学游泳、画画、足球，一周里，他的free time只有一到两次——我们的教育观念并没有因为换了环境而完全改变。

总体来说，移民做蓝领，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获得了想要的自由，更多属于自己和家庭的时间，足以支撑生活的收入，所以可以接受。

前些天，我带着孩子开车十分钟去海边玩，他在玩沙子、堆城堡，我在旁边钓鱼、看风景，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没有目的，没有想要做任何功利的事情，只是在度过一段安心的时光。那样的时刻，让我觉得很放松、很自由。

▲ 塔斯马尼亚的小镇，一般十几分钟就能逛完，但每个镇都有自己的特色。小镇的人比城里的更友善，走一路打一路招呼。图 / 受访者提供

4年前，公司老总一句“你们过来吧”，我就来了德国。当时我是参加我们公司的视频面试，没想到是CEO亲自来了，他见到我不到一分钟，就把这事定了。

我在国内是专科毕业，学的是建筑工程技术，家境也普通，母亲是公交司机，父亲在去世前是货车司机，所以我去德国打工，相当于也是做农民工吧。

出国前，我做过大半年的施工员，算是工地上的小管理层，要指挥工人施工、放样，测量这些工人不太懂的，也需要我们来做。当时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就觉得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能吃苦，遇到赶工期，我那一两个月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地，只有早上交班的时候才能抽空眯一会儿。我觉得挣表现分很重要，不能让人看到我在偷懒。

后来到了德国，“卷”的惯性还是被我带到了这里。刚去的时候我经常很惊讶：“啊？这样就下班了吗？我继续干，我是卷王。”旁边的同事就提醒我，休息时间，我们不工作。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后来才慢慢明白，他们知道每个人能干多少活，不会要求你超负荷去完成。

在国内，我负责指挥工人，但是来德国之后，我也要负责实干，体力劳动还是挺累的，每天在户外风吹日晒。最开始，我也有些落差，但后来发现，这边所有人都要参与一线施工，我的领导也在和我一起干。

德国有规定，低于气温5度是不施工的，夏天高温也会停工，我是重庆人，欧洲的高温天气，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对德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受不了。我的德国同事们只要超过了38度，就在那儿说要溜了，午饭还没吃，就全都回家了。

这边的蓝领，都是干一辈子的，我的同事们，他们都互相认识了三四十年，还会拿以前的照片给我看：“你看他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头发，现在已经成了光头。”

我认识几个开货车的老头，一把年纪了，也还在开大货车，那么高的车，他们三两下就爬上去了。我问他多大了，才知道老人家已经73岁了。他说没有办法，这边已经没有人来开这货车了，他本来67岁就要退休，公司又把他返聘回来。

德国同事们虽然不卷，但是真的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个人很讨厌极端通勤，一天来回的通勤时间一旦超过了一个半小时，我就会觉得过得很抑郁。但我的德国同事们很多住在乡下，甚至是另一个城市的乡下，每天上班需要开车130公里，来回就是两百多公里，他们依然乐此不疲。

其实，家人把我送到德国挺不容易，我母亲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当时我只是提了一嘴想出去看看，她就拉着我说：“你要出去的话我支持你，一定把你送出去。”

我这份工作的语言要求是需要过德语B1，所以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习语言和准备签证，其他的都是中介负责解决。出国前的花费，不包括生活费的话，大概是十一二万，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虽然和亲戚们借了些钱，但还是不太够，我就找到中介说家里没这么多钱，问他们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分期付款，最后是一点一点地还给他们的。

虽然自称是“农民工”，不过我也转变了一些观念，蓝领的工资在德国算是中等偏上的，我的时薪是25欧元，每星期的工作时间是40小时，周一到周四工作8.5个小时，周五工作6个小时，算下来月薪差不多是3万元人民币左右。每年还有30天的假期，前阵子有国内朋友问我，30天包括周末和法定假期吗，我还愣了一下，周末和法定假期不工作不是应该的吗？

后来这四年，我没有再花家里一分钱，哪怕是实习工资比较低的时候，也紧巴巴地过来了。2018年冬天，我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奖金，150欧，重庆的冬天基本上不下雪，所以我也没有太厚的冬装，在德国，我用这一百多块去买了几件衣服，就把那个冬天度过去了。虽然现在我的工资比做学徒时高了，但是生活成本也变高了，燃气上涨了6倍，前阵子我刚收到房租涨价到700欧的信，还补缴了1000欧的燃气费，存了一年的钱，全交出去了。

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去到完全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人生，其实挺难的。和德国人接触时，我能从他们的表情和语气里看出来，他们尊重你，但只有掌握当地的方言和口音，和他们的思维模式同频，他们才会真正认同你是自己人。

我的语言天赋很一般，不熟悉他们的方言和词汇，在工地上待到第四个月，工作上的沟通我基本是能听懂了，但要说更进一步的理解或触及灵魂的交流，就比较难了，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只和中国人玩，女朋友也是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中国留学生。

德国是欧洲的时尚荒漠，也是美食荒漠。本地人饮食很单一，德国人常吃的主食面包大列巴一欧一个，便宜是便宜，但是中国人常年吃肯定不习惯。这里的中餐馆都是家族传承，我吃过一次，吃了一口我就眉头紧皱，赶紧扒两口饭吃饱了走人。我参加过厨师培训，都是自己做中餐，还学会了自己和面包饺子，以前不常做的烤鱼和麻辣香锅也变得很拿手了。

不过，因为语言和文化的不同，也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有次一个德国朋友结婚，把我们几个叫到超市去，他说“我今天结婚了，我付钱”，我们一个人拿了一瓶啤酒，然后大家一起碰了个杯。一瓶啤酒一块钱不到，就算把婚结了。

还记得刚来德国的第一年，因为还是学徒，假期不能累计到下一年，不休的话就浪费了，我就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当时工地特别缺人，我工地上的领导说：“你请假了我从哪找人去？”我当时立马认真地说，那我也可以不请假，这么缺人的话，我继续工作没问题的。结果没想到他让我回去好好休息，就算再缺人，休假也是我的正当权利。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领导应该只是在和我开玩笑，而我也终于过上了有上下班界线、不用想尽办法挣表现分的生活，我也慢慢意识到，没有必要那么那么地节省了，还趁着假期去了一趟意大利，从慕尼黑穿过阿尔卑斯山，到威尼斯玩了一圈。可以用自己挣来的钱享受生活，真好。

2015年，我大学毕业，学的专业叫做动物医学，但是我很恐惧外科手术，做不了医生，只能跨专业，去了一家地产公司做管培生，实际上就是做销售，卖房子。

我在地产公司工作了一年，那时市场行情很好，很赚钱，也很累。一个月上30天班，休一天，晚上 10 点下班，有时候也会通宵。压力很大，大家都背着业绩，一到月初，一睁眼就有2000万的任务要完成。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领导们会对着我们喊：“同志们早上好。”我们也喊：“好，很好，非常好。”大家不断加班，天天去打电话，一天打几百个，即便下午6点就可以下班，但如果没有卖出去房子，也不敢走。

那份工作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工作和生活是不可能平衡的，工作会跨过它的边界渗透进生活。比如每次开盘之后要清盘的时候，我的微信和朋友圈就不属于我自己了，我要把头像换成公司的logo，跟同事一起齐刷刷地发推广朋友圈。微信群里，领导说谁卖出了一套房，我们所有人都要发三个大拇指，三连击刷屏。

我的时间被工作占满，每天一睁眼就是工作，睡觉的时间也在工作，梦里都在想着工作的事情。我在北京那么长时间，没有跟我的朋友同学吃过一顿饭，因为他们总是找不到我。我永远都在工作的位置，偌大的北京城我从来没有逛过。

那份工作让我赚到了一些钱，但赚得越多越迷茫。我当时的领导是一个女强人，年入百万，大概30来岁，还没有结婚，常年加班，没有任何的生活。我并不想沿着她的轨迹，继续成为她。

我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就辞职了，然后给自己留了一段时间，去外面走走，看看，放松下心情，思考一下人生。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申请了打工度假签证，去了澳大利亚。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大家都管澳大利亚叫打工度假天堂，最低时薪差不多是15澳元，相当于70多元人民币，性价比非常高。

我在一个背包客网站上找到了两份零工。其中一个雇主是一个台湾女生和她爱人，他们做酒店开荒的工作，比如建好一个楼，她找人去做打扫，1 小时15澳元。另一份零工是在农场摘草莓，雇主也是个台湾人，摘一篮子草莓5澳元，合人民币25块钱，我一小时可以摘3篮子。

不管是做清洁工还是摘草莓，我都觉得很轻松，之前卖房子的时候，劳心劳力劳身体，做这些零活，完全只是单纯的重复的机械性，反而轻松了。

在这两份零工里，我感觉到国内和国外工作环境的不同。这里的人们对劳动者更尊重。在地产公司时，客户会把我当成一个工具，经常打断我说话，了解他们想要的。看完房之后跟我承诺要买，回去之后立即把我拉黑的事情经常发生。还有一对夫妻交了定金又反悔，不想买了，他们没有找我沟通，直接打投诉电话，让我把定金退回去。

但在澳大利亚，我的雇主都对我很好，摘草莓的时候，整个农场大概六七十人，只有我一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很孤独，干活速度又慢，别人10分钟能摘一筐，我得20分钟。一个中国台湾人主动来跟我聊天，跟我讲他接下来的计划，有哪些梦想和想法，还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主动帮我摘草莓，摘完之后放到我的筐里。

我当时也在打工换宿，在一个家庭里住了大概两个月，帮忙做做家务就可以免费住。这家人的女主人叫卡洛琳，她会邀请我跟她的家人一起过圣诞节和感恩节。他们也很相信我，有段时间，他们一家要出去玩大概一周左右，直接把钥匙给我，让我一个人帮他们看家。

澳大利亚没有加班的习惯，时间运行地非常准确，说是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超出5分钟都必须要给加班费。工作和生活有很明确的界限，澳大利亚人常常一周里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卡洛琳家族里有一个地质学家，一年出差工作两三个月，结束之后就回来陪伴家人，这种工作模式在澳大利亚很常见。新朋友在互相介绍时也不会说自己的工作是什么，而是说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去过哪个国家，以一个人的角度去介绍自己。

被这样的气息感染，我也放松下来，有很长的时间骑着自行车环岛，还去了当地的博物馆、图书馆看一看，开始在不打零工的时间里享受生活。

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的一个雇主邀请我正式留在那里工作，这样就可以拿到工作签证，持有5年工作签证，就可以申请永居。他给我抛了橄榄枝，但是我没有接受，因为心里还是不太平衡，我读了那么多年书，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在北京工作，你现在让跟着你做一辈子清洁工，我怎么会愿意呢？

在澳大利亚，初代移民都很苦，他们在国内的教育经历是不被认可的，985毕业生，像我一样摘草莓或者是做清洁工的，也不少见。那些出去了过得还不错的，大多有国外的学历。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很难融入澳大利亚的文化。那里最大的节日是圣诞节，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感恩节的第二天，卡洛琳家里举办家族聚会，吃盛大的晚餐，大家拿着一杯酒跟亲朋好友聊天，虽然是他们很愿意跟我聊天，但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融入不进去。

澳大利亚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好山好水好寂寞”。整个社会很扁平，很单纯，历史又非常短，千城一面，每个城市的样子都差不多，没有像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每个城市、村镇都很独特。

打工旅行了4个月，赚了大概几万块钱之后，我就回国了。这段经历带给我很多的思考，我很清楚，我不想做从前那样的工作，不想被同化成一个岗位上精致的一个螺丝钉，于是做了自由职业者。

最近一两年，好像很多人都想出去，我觉得可能要想好几个问题，比如家里人老了之后怎么办。我们的父母别说是出国了，连离开自己的城市都不愿意。我现在定居南宁，让他们来看看我的新房子，他们死活也不愿意，就觉得我老家——大连旅顺口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我是2008年来日本留学的，毕业之后做了很多份工作，现在在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主要的工作是帮各个国家的人在日本寻找工作，然后我们抽成作为中介费。

第一个阶段是在2012年之前。日本对于技术非常严谨，像普通工厂里的机床工人这样的蓝领，收入非常高，地位不亚于公司管理层，这类工作不会让外国人去做。所以，那时候来日本的中国人主要是做体力工作，比如在农场摘菜，在水产公司卸货，给建筑公司刷墙、搬砖等等。

来日本留学的人也很难找工作。像我自己，我打的第一份工是在物流中心搬货卸货，650日元一小时，去应聘的人很多，需要懂日语，体力也得好。但我那时刚来，不会说几句日语，每次打电话想预约去面试，人家都会质疑、拒绝我。但是我没办法，不打工就没钱吃饭，拒绝我了我也去，只要放学，我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到那里，连续去了一个星期，负责人实在没办法，就录用我了。可见，那时候找工作困难到这种程度。

不过以当年国内的收入水平来看，报酬还是很可观的。我们公司旗下的一个客户，主营业务是做房子的外墙涂装，需要登高，上脚手架，他们给工人的报酬可以达到20万日元一个月，差不多一万多人民币。这些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很高，那几年，从广西、四川来日本做这样工作的人比较多。

2012年，安倍上台是个分水岭，他推行安倍经济，各个行业，尤其是旅游业发展得特别快，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来日本，产生了非常多免税店导购的岗位，所以新来的留学生可以很容易找到工作，来日本打工的人，也有非常多年轻人。有了这样的岗位，那些体力工作就没人愿意干了，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经常满脸愁容过来找我们，说招不到工人。

到了2018年左右，日本的互联网行业非常需要人才，吸引了很多国内来的码农。我认识一个码农大哥，在国内的时候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技术骨干，但不属于管理层，一个月两三万工资。但他来日本之后，一个月薪酬接近二百万日元，大概12万人民币。他说基本上是同样的工作内容，同样的工作强度。我有个亲戚，在国内是一个月6000元人民币的码农，来了日本，收入也可以翻两倍。

唯一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签的是短期合同，比如说开发项目，这个项目上架之后，这活就干完了，就像是雇了几个人来盖房子，房子盖完以后，工作就结束了。如果能找到下一个项目，还可以继续工作，找不到下一个，也得回国了。

2018年，我自己也去做了码农，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但毕业太久了，全忘了，回国补习了半年，又来到东京，进了东软旗下的一家公司，每个月的薪水大概4万人民币。我其实是个“假码农”，当时只做维护的工作，说白了就是翻译，因为国内有对应的项目组在干真正的技术工作。真码农都是从国内来的，如果语言又不好，他们被分配的就都是苦活、累活。在日本，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工作，纯粹是打工赚钱，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这股来日本打工的潮流，在疫情爆发之后基本停滞了。一是进出不方便，另外，日本的经济也没有像从前那么好了，汇率变低。2013年，大概1万日元可以换830块钱人民币，到今年，1万日元只能换500人民币。单纯的体力劳动，好一点的到手20万日元，只有大约一万人民币，更普遍的是到手15万日元，还不到一万人民币。这个薪资水平，在国内送外卖、跑滴滴也是可以的。

码农来得也少了，因为那些大公司也发觉经济形势不好，原本今年要开发的项目，可以往后推一推，过段时间再看一看。日本的生活成本也慢慢涨了上来，物价很高，每个日本家庭的基本生活成本，会比以前要多出1000元人民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