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十年集体行动启示（第九章）：只谈牺牲不谈保障的社会主义“劳模精神”

编按：本报告是中国劳工通讯自2011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建立以来，通过案例收集、访谈、整合分析，总结出的近十年的中国工人权利现状报告。包括工人权利的应有保障、工人权利侵害的发生和侵害发生后的救济，各相关方尤其是官方工会就保障工人权利的履职问题。基于此我们尝试探讨在中国现有制度下，工人权利保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本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共十一章：第一部分为劳工权益和工人集体行动，简述中国劳工权利被侵犯的现状和工人的抗争案例；第二部分为“效益第一”下避无可避的工伤事故，将集中阐述中国数个行业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问题；第三部分为叫醒“躺平”的中国工会，以天津港大爆炸缺少消防员工会和沃尔玛在中国建立工会两个事件为主轴，探讨中国工会的结构性问题和改革可行性。

50年代伊始，“劳动光荣”的概念盛行，为了国家进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牺牲自己的“劳动模范”被奉为典型。即使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被教导要在群体中无私奉献、辛勤工作。也有歌谣将中国工人比喻作不知疲倦、合作无间的蜜蜂：

劳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946年6月，《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省安阳市革命区召开的首届劳模大会， 会议表示“劳模英雄二百五十人……要积极领导群众快收、快打、快藏”。除了农业生产工作以外，这些劳模还是“领导群众翻身的积极分子”，即要改造群众思想、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去。中共向广大群众大力宣传劳模，无外乎两点考虑：劳模们在生产力上是群众的榜样，是勤劳的工人；更重要的是，宣传劳模能让大众将社会主义事业视为责任、将为党积极奋斗视为义务。

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劳模却并没有变成橱窗里的文物，而是成了宣传体系中为了“民族伟大复兴”而无私奋斗的劳动者形象。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表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可是，在私有制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制度下，工人们本应按劳分配，那么鼓吹无私奉献到底还意味着什么呢？为了国家不怕牺牲、坚持奋斗的精神，其实从来就包含着对超长工时的“赞颂”。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无论是过劳还是高危作业，一切的劳动都被视为对党和国家英雄般的贡献，而劳动带来的虚假荣耀遮蔽了真实的劳工问题。

“习近平与他们握手，询问他们工作和生活情况，祝他们春节快乐。习近平指出，‘快递小哥’工作很辛苦，起早贪黑、风雨无阻，越是节假日越忙碌，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

习近平的话表明，即使面前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共产党对于劳动的态度却仍然是老调调，也就是：不论工作条件如何，努力工作都会为工人自身及其社会角色带来尊严，同时助于社会的团结和繁荣。当这种宣传论调反复出现在中国官媒上，工人们的个人努力往往被意识形态所轻易占据和收编。

2021年2月，快递员刘阔的故事登上了全总主办的《工人日报》，从事顺丰速递工作的他曾荣获“顺丰北京劳动模范” 和“全国优秀农民工”荣誉称号。文章中，刘阔多次被称为“小蜜蜂”，他被赞扬有“高度的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文章完全照着自我牺牲的宣传叙事进行，更以刘阔的一番“豪言壮语”作为结尾：“只要力所能及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奉献，也同样会被接受、被认可、被尊重。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件件包裹安全无误送达客户手中，将‘小蜜蜂’的幸福和快乐继续传递下去。” 说出这番话时，他已经轮班工作超过12小时。

“劳模”、“小蜜蜂”不仅是中共历史遗留词语，这些词汇长期侵占着中国工人真正的话语权，将工人们强行嵌套进牺牲叙事当中。而那些以“996”为代表的的剥削性加班文化，往往也借鉴了此类官方话语——这种文化长期在国家层面得到默许。

在构建这套牺牲叙事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官方工会的角色。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地方分会作为代表中国劳动者权益的组织，在劳模的推荐和评选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正正揭示了工会自身工作的本末倒置：在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先行，地方工会工人权益保护工作为经济利益让路的基调下，工会工作的成效自然大打折扣。就像工会花大力气宣传劳模、鼓吹自我牺牲的价值观，这些与争取工人权益实则毫无关联。

其实如果真的想让劳模的评选更有建设性，那就不如切实让工人们在工作场所加入工会，进而评选对工业安全、工友福利及“共同富裕”做出巨大贡献的劳动者为劳模。那些人才是真的是基层选出来有实干有代表性的真劳模。而劳模一旦背离工人权益至上的原则，一味强调个人牺牲，那他们便沦为了替企业说话的工具，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对工人权益的保护都无从谈起。

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后，于2020年1月23日开始实施全城封锁隔离。在一线承受巨大抗疫压力的不仅仅是医护人员，为了控制疫情并保证市内基本服务可以如常进行，一切现有的社会支援都被调动起来。

武汉火神山医院以惊人的速度落成，国内外赞好声一片，而建筑工人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健康安全方面的威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习近平在1月20日宣布“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两周后，7000名工人就24小时不间断地施工了9天，只为方舱能在2月4日之前投入使用。工程初期，由于工人相对紧缺，还没有轮班制度，工人们只能马不停蹄地投入高强度作业。一名工人告诉《冰点》周刊，他上午8点到达施工现场，已经连续作业了10小时，中间只是吃午饭休息了一会儿。随着更多工人到达现场，建筑工人们开始每班12个小时两班倒地进行工作，而管理人员的工作时间则更长。

火神山的建筑工人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因1月23日封城政策而滞留武汉、无法回家过年的农民工。部分工人表示，建新医院让他们赚到了更多钱，也让他们留在这座城市为抗击新冠肺炎做出了贡献。有来自河南的包工头告诉《财新》，这次春节期间打工，让他赚到了比平时多一倍的工资——其实熟悉劳工问题的人其实可以看出，明显施工方已经违法了，因为《劳动法》规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而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凸显工人无私奉献的英雄主义故事比比皆是。“电网头条”的一篇报道就介绍了在国家电网武汉供电公司工作的“劳动模范”王波：“他和260多名施工人员日夜奋战，仅用5天5夜就架通了火神山医院的电力生命线。”此外，一线医务工作者被称为“白衣战士”，为了表彰他们身上无私奉献的精神，湖北省政府在同年4月授予了其中24人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称号，赞扬他们“不计较时间，不计较金钱，不计较一时得失”。

与此同时，火神山的实地工作条件也十分恶劣。除了工时长、工资低，工人更面临着爆发安全事故和感染肺炎的风险。就在火神山医院收治患者的前夜，十几名中建三局的工人还在处理一处沟渠漏水。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他们只戴着薄薄的普通口罩，防护作用微乎其微。截至2月初，火神山建筑工人中出现至少一例确诊个案，而在武汉的医院早已人满为患的当时，工人们很难获得治疗，此类病例也极少有机会被报道。

火神山医院的简称被《环球时报》被称为“火神山奇迹”，一种官媒也纷纷赞扬这是中国速度、中国效率的伟大胜利，不过本文提到的劳动权益受侵犯问题，同样出现在火神山医院。2020年2月17日，也就是医院竣工两周后，被拖欠日结工资的火神山建筑工人向媒体求助，该事件在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也有收录。3月19日，377名火神山、雷神山方舱的建筑工人举行抗议，他们完工后相继撤离工地，可是在武汉当地集中隔离满14天后，他们既未接到可以返乡的通知，也不能离开隔离点，被困在中建三局安排的一个安置点内。一名工人这样写道:

“我们是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已经在一个多月前完成了工作。一个多月前，我们在雷神山工作，每天都面临着生命危险，起早贪黑，甚至冒着大雨不停地做，还一直暴露在病毒中，十分危险。最近，我们在中建三工白金大厦被隔离了一个多月，还有人已经被隔离了6个星期。我们身体还好，也通过了血液检查，但还是不能走，他们把我们关在这里，又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每天有7、80个保安在看着我们。”

其实疫情中看守着被隔离人士的保安，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雷神山建筑工人绝望发声的同一天，湖北大学知行学院隔离点的临时安保人员也因劳务费用问题与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安保人员表示官方政策规定的补贴是每天1000元，但公司每天支付给他们的只有250元。一名保安在社交平台发帖抗议：“他们亲口承认说国家标准给到安保是1000元/天；保洁1200元/天，中间这部分去哪里了？”

国家紧急状态对基层工人实际上意味着更大的风险。由于工作量更大人手又十分有限，武汉的环卫工人需要极其努力地保证城市街道清洁。疫情下，他们除了日常的清洁工作外，还需清理废弃口罩回收桶、每天消毒转运台三次，并对公共道路进行消毒清洗。随着疫情加重，社会对清洁工作的要求日趋严格，环卫工作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但环卫工人仍然请不起假，“因为如果不工作，一天要扣150块，而她一天的工资也就70块”。

与此同时，媒体继续报道着“凡人英雄”的故事。2020年4月16日，武汉刚刚结束封城一个星期，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快递小哥”李顺的故事，他在疫情高峰期时运送物资，一天的快递送下来，要跑100多公里路。电视节目夸张地呈现了李顺的奉献精神，指他连续工作80天，没有一天休息，为了不影响家人和有孕在身的妻子，李顺就一直住在快递站里。他表示：“疫情之中，大家更需要我。”

这种把工作颂扬成奉献的空泛论调无法让劳动者的付出获得认可，相反的只会变相令社会贬低劳动者的价值、放任对劳动者的剥削。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天灾人祸，对劳动者的重视与保护几乎从来都可望而不可及。

《中国劳工通讯》始终主张：只有工人和工会一起参与监督工作场所卫生和安全标准，中国的生产安全状况才会得到改善。这也是“安全第一”能够优先于政治需要和经济私利，真正被作为头等大事对待的唯一方法。

中国多部法律都清楚规定了工会在安全生产上的责任，重要的全国性法律包括1992年的《中国工会章程》（2001年修订）、2002年出台的《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订）、2002年颁布的《职业病防治法》（2011年修订）和2004年的《工伤保险条例》（2010年修订）。这些法律构建了相对完善的体系，从理论上创建出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然而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在提升生产安全、减少生产事故、降低伤亡人数上，立法和行政手段不断大做无用文章，似乎在理论上完整了法律法规，真实的事故也能随即消失——这不啻于一种掩耳盗铃。

很明显，随着经济发展，私营企业在政治经济上发挥的作用日趋强大，这些立法和行政手段的局限性也越发突出。现实中，雇主们往往能够无所顾忌地藐视安全法规，对此政府官员通常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更关心的是当地经济增长、个人仕途晋升，当然还有那些火中取栗的贪腐问题。

行政手段无法有效遏制安全事故最典型的例证，就是2015年发生的天津港“8·12”危险品仓库的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爆炸事故发生后，中央的第一反应是自上而下发布一刀切命令，要求城镇人口密集区的化工企业搬迁改造或关停，事故后各省上报需要搬迁改造的化工企业多达一千多个。长远来看，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政府公布的行政措施，远不足以解决中国化工品制造和储存场所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自天津爆炸至2020年12月，中国劳工通讯安全事故地图收集到约2900起在工作场所发生的生产事故，其中至少有309起为爆炸（平均一星期多于一起），92起发生在化工厂，10起发生在化工品储存仓。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中国采取了一套重事后管理、轻事前预防的思路。当以应急管理部为代表的相关政府部门发现了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后，常见的处理措施是对涉事企业处以罚款，并下达整改命令。至于整改过程，则由企业自行处理。往往企业运作会一切照旧，生产流程也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改变。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许多企业才刚刚“通过”检查或者被指出违反相关规定，转头就发生安全事故，实际上例行安全检查并没有让企业落实任何实际整改措施。例如2018年11月，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场爆炸及火灾事故，导致22人死亡。该工厂于2013年和2014年分别遭遇过一起小型事故，2015年政府的安全检查也已披露该工厂的化学品储存仓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一个真正代表工人，在监督企业违规问题中扮演角色的工会，才有可能创建出一个可持续的、常态化的安全管理机制。而中国工会只要负担起其应有的角色，就能够实现中共长期以来对劳动者的承诺。由此，我们引向了本报告的第三部分：工会在中国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