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留在城市的足浴女工，辗转南北21年

“我一直都有种很强的感觉，这不是我的城市，我也不属于这个城市。”

配图 | 《一江春水》剧照

大学毕业后，我经历了几年的动荡，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时的我单身没有牵挂，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陪不同的业务合作伙伴应酬。晚饭后，我们一帮单身汉还会转战“第二场”，找足浴店或KTV休闲。

我所在的北方城市多风，白天刮个不停，细沙拂面，走在路上只想加快步伐。到了晚上，每条街上都有好几处中小规模的足浴店点亮霓虹灯，流光溢彩，热闹非凡。2015年十月的一个晚上，我在一家足浴店认识了技师琳子。

琳子个头匀称，身高一米六多点，很白净。她的头发披在肩上，干活很麻利，一边调水温，一边往足浴桶里加中药包，每加入一种就给我科普药效。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她又展示起了外包装：“你看，上面的成分你可以在网上查下，我可没骗你啊。”她说话的声音轻轻的，带着笑意，感觉是个好脾气。

为了打发时间，很多客人会跟技师聊天，天南海北地扯。我和琳子也聊了起来，她比我大四岁，来这个城市七八年了。再往下问，才发现我们竟然来自同一个市，许是多了这层老乡的关系，我们的距离也稍微拉近了。她问我为啥到这家店来消费，我说自己是陪人应酬，同时也想找个人说说话。

她若有所思：“以后多来找我呗，咱俩多聊聊天，我每天都在店里，无聊得很。”说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下，又抬起头看我，似乎是在等待一个答案。

接下来的半年，我经常光顾琳子所在的那家足浴店。因为去得多了，和店里的其他技师也熟了，他们打趣我：“又来找我们琳子了，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说完哄笑起来。

琳子作势要打他们，双方嬉闹了一会儿，她就拉我走开。等只剩我们两人时，她有些抱歉地说：“他们都是嘴不饶人。就是无聊、逗乐子呢！”

琳子告诉我，店里的技师和她一样，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女性。因为没什么学历、手艺傍身，想在这个城市安下身来很难。她们有的之前在商场里卖化妆品，业务不好做，就来这里兼职挣份外快；有的是跟丈夫不和，在家实在无聊，就随便找份工作寻求一种寄托；也有一些人离婚后一个人过，考虑到在足疗店工作时间相对自由，能顾得上孩子，在这里一待就是好几年。

“做足疗技师门槛低，只要人收拾得干净利索，不偷懒，总有碗饭吃。”说到这儿，琳子又再三强调，“我们可都是受过专业训练，专门请老师培训过的。”

洗完脚后，她让我趴好，用专业手法给我按压，一丝不苟。我转身时，发现她的鼻尖都冒汗了。琳子常说，在足浴按摩店工作也是为了挣钱养活自己罢了，不偷不抢的没什么不好。但在很多人眼里，按摩店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客人们形形色色，素质参差不齐，碰到一个脾气好的还行，如果对方德性差，那技师可就难熬了。

有的客人进来后，就把技师或老板拉到一边问“有没有那种服务？”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扭头就走。也有客人在按摩过程中拐弯抹角地问“能不能那啥？”被拒绝后，往往不甘心。还有的客人举止粗俗，在按摩过程中动手动脚，总觉得自己掏了钱，非得揩点油才能赚回来。技师们有苦难言，轻微的肢体接触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再放肆就口头警告。除非特别过分，一般不敢真的得罪客人，毕竟要挣钱嘛。

但时间长了，这种事遇多了，也不免抱怨。

接触多了，琳子把自己的经历断断续续地讲给我听。

她1985年生人，是家里的小女儿，从小备受父母宠爱。长到七八岁时，村里掀起了打工潮，父母去天津打工，她就和两个哥哥跟随爷爷奶奶生活。从那时起，她没了父母约束，放学后就是玩，学习成绩自然差。

春节，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村了，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说着在大城市的见闻，村里人都喜欢凑上去听。其中有个女孩叫娜子，初中毕业后就去南方打工了，她二十岁出头，个子高挑，长得漂亮，回到村里也坚持化妆。她走路时把鞋跟踩得“噔噔”响，衣服亮亮的，往人堆里一站就是焦点。琳子不敢凑近，只暗暗羡慕娜子姐，心想：我以后也要去城里生活，不要留在老家。

2002年，琳子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去南方，满是兴奋。那趟火车坐了十四五个小时，中间停靠了很多次，才终于抵达广州。琳子跟随同乡辗转到了郊区，只见到处都是明亮且封闭的厂房，还有一排排宿舍，她才惊觉南方跟自己想象中的一点都不一样。进厂后，琳子在车间里守着机器，一天下来，头昏脑涨的。晚上回到宿舍，每间房里住八个人，大家排队打水洗漱，然后熄灯，在狭仄的床上窝一夜，第二天继续做工。

2003年，琳子每月能挣六百块钱。可就算经常加班，被扣这扣那，到手也就多一百多块钱。放假是她最开心的时候，她和厂里的小姐妹挤上去城里的公交车，看到了电视上的那种高楼大厦。她们担心东西贵，不敢逛大商场，就去一些批发市场买衣服。再回工厂，看一切都是好心情。

这年春节回家，琳子也化了妆，穿着城里流行的长款羽绒服，整个人都显得明亮了。她在一家工厂负责包装眼镜成品，年底用低价买了一大兜五颜六色的太阳镜，给邻居家的小朋友一人发一副，孩子们围过来，欢呼雀跃，她笑着招呼大家不要争，说每个人都有。

娜子姐也回村过年了，她已经结婚，丈夫是同村的一名男子，小两口婚后在浙江一带打工。在村口碰见时，娜子姐还是那么时髦，光彩照人，不过琳子已经不感到稀奇了，那种款式的衣服她早已在广州见过。两人寒暄了一阵，互夸了对方的衣服之后，娜子姐竟主动问琳子广州那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

分别时，琳子暗想：可能我也有一点点城市人的感觉了吧。

2006年，二十一岁的琳子从广州回老家，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抓紧时间给她安排相亲。有一位相亲对象是其他乡镇的，两家相隔十多里地。相亲结束后，琳子对男方印象模糊，都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只记得对方说：“以后咱们去城里，去县城，不用在老家种地了。”她的心被戳中了一下。

一周后，男方派媒人上门提亲，琳子的父母很高兴，说这个小伙看起来不错，嫁过去可以。琳子却觉得有些仓促，毕竟双方刚见过面，时间太短了，还来不及好好相处。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又被她自己掐灭了：“大家都开始结婚了，结婚是完成任务，跟谁结婚都一样，差不多就行吧。”

在农村，很多新婚夫妇都会选择一起去城市打工，但琳子婚后却在婆家待了大半年才再次前往南方。“他父母就想让我在家里待着，以后干干活、照顾照顾孩子，我不是那样的人。”她没有进丈夫上班的那家工厂，两人周末时才碰一面，因为没什么感情基础，话都说不到一块，“我们都年轻，互相也不知道怎么让，几句不合就拌嘴，最后甚至烦得慌。”

渐渐地，琳子开始后悔结婚。三年后，这场聚少离多的婚姻就草草收尾了。

起初，琳子跟我说起离婚原因时语焉不详，直到很久之后，在一次聊天中，她才有些隐晦地说，南方工厂里有很多年轻男女，互相吸引是很正常的。她喜欢上了同厂的一个外地男子，就愈发跟丈夫处不下去，而且她听说丈夫私下也跟别的女人走得近。

琳子的父母得知女儿要离婚，不能理解，很少发火的父亲说了重话：“你要由着自己性子（离婚），我非气死。”母亲除了抹泪，就是不住地叹气。不过，后来他们也都松了口：“你要决定了那就离吧，日子是你过的，你过得好就行。”

离婚时，琳子和丈夫都很平静，“我们可能都是看破不说破吧，好在没孩子，商量好就离了”。

2009年，为了能离娘家近点，琳子离开了南方，来到这个北方城市打工。

在大城市，农村女性如果没什么学历，心思又不够活络，能选择的工作少之又少。琳子进过郊区的一些小厂，也去过大卖场干销售，但都没挣到什么钱。她的积蓄也少，最苦的时候，她住城中村，交完一百五十元的房租，吃饭的钱都没了，在楼顶捡了十几个瓶子卖了点钱，才买回面条煮着吃。

2011年左右，琳子听新认识的朋友说，现在有很多年轻女孩儿做足疗技师，给人捏捏脚、揉揉背，挣份辛苦钱，不比干别的差。刚开始她还有顾虑，觉得每天抱着别人的脚丫子揉搓不体面，可看到一些模样齐整的姐姐都在足疗店里忙活，钱也一点点攒起来，就没有心理负担了：“人家都能干，为啥我不能呢？去厂里流水线上打工就更有面子了？”

琳子一直没告诉家人自己在足浴店上班，每次被问起，她都说是在美容店上班，家人也没细究。就这样，她慢慢学习技术，几年后收入上来了，一个月能拿到六七千块钱。下班后，她和姐妹们一起逛大商场，从前不敢买的贵价衣服，现在也敢买上一两件了。周末，她们一起去周边自驾游，工作累了索性给自己放几天假——这都是她以前没有体验过的生活。

几年干下来，琳子自我感觉很好。她在足浴店接触了各行各业的客户，见识了不同的人，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一次，她对我说：“跟在工厂车间里不一样，这几年出来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活法。”

2014年，这座城市的房价还未涨起来，市区内普通地段的房子也就七八千元一平米。琳子想在这儿买房安家，一年多的时间里，她陆续看了几套房。

她打算先买套便宜的小公寓，“能遮风避雨就好”。可身边的姐妹都不赞成，说起码要买个一室一厅的房子，不然以后住起来不方便。她算了算这些年的存款，五十多平米的一室一厅，付首款能勉强凑够，但每月两千多块的利息要还二十多年。另外，市内的一室一厅多是“老破小”，小区环境也不好，陪她一起去看房的姐妹都直摇头。

店里有技师听说琳子要买房，立马劝她打消这念头：“你才三十岁出头，还要找对象，买啥房啊？现在买房，过两年结婚还得买，男方有套房不就行了。你自己买，每个月还贷，傻不傻？”

这些话听多了，琳子的心也乱了。

我猜，琳子当时之所以没有果断买房，是因为心里还有点拿不准以后究竟要在哪儿生活。我曾无意中听她聊起，说有个朋友给她推荐了一份老家的工作，待遇还可以，一个月三千多块钱。虽然工资比这儿低，好处是离家近。她父母年纪大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天津、保定、廊坊辗转打工，等过几年干不动了，还是要回老家的。

可还没等纠结的琳子做决定，2016年下半年，这个城市的房价一下子飙升起来，几乎每周一个价。均价一万很快突破，到了年底，中心城区很多地段的房子都要一万二三了。人们见面时讨论着高房价、一个个造富的机会。到了周末，去新楼盘的观光车停在机关、社区门口接人。夜晚，渣土车、混凝土搅拌车从路上呼啸而过，一切都是热腾腾的，被推着往前走。

琳子之前看过的房子，现在早已经买不起了。

201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在足浴店里待了会儿，看没有其他客人，就提出请琳子吃饭。我们去到附近的一家碳锅鱼店，店内人声鼎沸，要凑近说话才能听清。锅端上来后，炭火很旺，热气氤氲着，眼前的人也模糊了。我们喝了两三罐啤酒，话渐渐多了起来。

“来这个城市这么多年了，也就是打工时候认识的一些朋友，加起来一只手能数得过来。”琳子举杯敬我，“老乡，咱们现在也算是朋友吧，我先敬你一个。谢谢你这么照顾我生意，希望你能早日跟你喜欢的女孩在一块。”

我回敬她：“也谢谢你这段时间陪我说话，祝你早日安家。”

琳子摇摇头：“还是得有合适的。没合适的，那还是一个人吧。不然事儿多，还不开心。跟男的不一样，女的离婚后其实没有那么想找，只是不想让家人担心。”

我们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我问琳子以后是否会一直待在这个城市？不等她回答，我先说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是刚刚大学毕业，换个城市就容易。等工作稳定了，就不好走了。如果要换，肯定要趁早。”

她想了想：“我倒没这些个限制。没家没业的，就是哪里好去哪里。不过我不想回老家，也不准备去其他地方了。在这里多好，谁也不认识谁，自由自在的！”

琳子喝多了，又说起了老家的人和事，并再次提到娜子姐。前些年，娜子姐连生了两个孩子，就在家待了几年。村里人喜欢打牌，旁边围了一堆人看，琳子也去看过两次，没多少兴致。一次，她在牌桌旁碰见了娜子姐，两人打了个招呼，除寒暄外也不知道说什么。琳子想了好几个话题，但张口时却看见娜子姐正在专心看打牌，又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又过去几年，娜子姐的丈夫回村了，他们夫妇在村口开了家超市，忙碌不停。春节期间，琳子去买东西，顺便跟娜子姐聊了几句。当时娜子姐穿着一件格子围裙，头发随便地扎起来，她趁着跟顾客说话、收款的空档，又指挥丈夫把某样货物从货架上给挑出来。那货物沾了灰尘，她先擦了货，又在围裙上擦擦手。琳子注意到，娜子姐有点显老了，她脸上有搽粉的痕迹，但盖不住松弛的皮肤和眼角的皱纹。琳子在店里待了几分钟，怕耽误人家做生意，赶紧离开了。

琳子对我说：“有时想想，觉得娜子姐这样也挺好，生活多安稳、多踏实啊。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想在这个城市扎下来，就是不想回去。”

之后，我几次听琳子提起她“处过”的男人。对她来说，在这个城市找人结婚，似乎也是安定下来的一个办法。

她曾与客人短暂地暧昧过。有些人平时在工作、生活中有很多话没法说，到了足浴店反倒卸下了心防。琳子总是以真心换真心，碰到投缘的客人慢慢就处成了朋友。其中有一位常客，是某中学的老师，他似乎很喜欢琳子的性格，每次来只找她，然后聊上很久。

男老师不到四十岁，戴眼镜，说话轻声细语，斯斯文文的。他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生活。他和琳子吃过几次饭，有次约在附近一家颇有名气的老字号饭店。琳子回忆，那个晚上餐厅里光线柔和，眼前的男人点菜时一直在征求她的意见，眼神里都是尊重与和善，“我感觉自己的姻缘快到了”。

后来她去到对方家中过夜，两人一起做饭，在厨房搭手忙碌时，有一瞬间，她感觉这就是一个再普通、再正常不过的家庭。不过，她也感觉到了对方的犹豫。当她开玩笑说：“要不，我们在一起？”对方笑笑不回应，只说自己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很难再接受新感情了。

试探了几次之后，琳子渐渐明白对方没那个意思。她想，那就顺其自然吧。可这位老师却再也不来找她了。

当然，也不是没人热烈追求她。随着城市大拆大建，经常有工头带朋友来足浴店按摩。她接触过一位，这个男人随项目到处跑，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在外地，自从在店里认识了后，男人常邀请琳子周末出去玩，有时还会给她发一些暧昧的信息。

男人还挺坦诚，说自己结了婚，但跟妻子感情不好。琳子很清醒，她对我说：“他不过就是想找个人长期陪着呗。不用多搭理。”

2017年春节，琳子过得很艰难。

年前，她父亲在浙江安吉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摔断了腰，做完手术，病情稍微稳定才转回老家的医院。琳子的哥嫂们都在外打工，拖家带口的抽不开身，她只好请假回家照料父亲。

病房外，母亲看向她，眼神委屈：“你都快三十三了，还在外飘着。”然后说起同村的谁谁谁之前在外面打工，现在回县里做生意，或在县里的工厂上班，每周末能跟家人团聚。父亲躺在病床上不语，只是偶尔不经意地提到自己这些年打工存了些钱，如果琳子想在县里找工作，做父母的肯定会支应着。

琳子不吭声，不说同意或不同意。

那两个月，琳子一直陪着父母，听他们说三兄妹小时候的事，又说如果他们当年好好读书考个大学，现在就不用在外面吃苦了。说完这些，老两口转而埋怨自己挣不到大钱，不能多帮衬孩子。

聊多了，琳子的心也一点点地松动。

那个春节，琳子父亲是在医院度过的。节后，父亲回家静养，看到他虚弱的身体，母亲一个人忙前忙后，离开的话，琳子怎么也说不出口。到了春天，琳子在老家县城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城区的一家午托机构所做生活老师。

琳子在县城租房住，房租四百块，这样就不用每天骑电动车往家里赶了。每天下班后，她在县城的街上逛，这么多年，她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县城。那段时间，她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晒老家的花草，还有县城的大商场，街上新开的网红奶茶店等。想着她已经开始了新生活，我真心为她高兴。

2017年国庆节后，琳子的朋友圈动态显示她好像又回到大城市了。我很好奇，在微信上问她，过了一天她才回复：“有时间吗，老乡，咱们见面聊聊吧？我请你吃饭。”

几天后，我们一家商场见面。快一年没见，琳子的脸色有些憔悴，心事重重的，尽管化了妆，还是能看出黑眼圈。她说话时抱紧胳膊，身子缩到沙发里，人显得很小。她说起自己在县城的工作，月工资不到两千元，不要说攒钱了，就是日常花销都捉襟见肘。她跟父母抱怨，他们不解：“少花不就行了？！”

生活日渐窘迫，她越来越觉得回老家是个错误的决定。她想过开家奶茶店，但看网上爆出了很多奶茶店加盟的骗局，她怕辛苦多年攒下的积蓄打水漂，最终作罢。另外，离父母太近，催婚的压力更让她不堪应对。

村里几乎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琳子快三十四岁了，离婚后一直没再嫁，现在又从城市回到老家，自然成了村里人口中的“话题人物”。一些长辈积极地给琳子介绍对象，还有人直接登门找琳子父母，语气不容置疑：“今天我来给你们两口子张罗一件好事，弄成了，看你们以后怎么感谢我吧。”

男方的条件各不相同，不是离异带孩，就是年龄偏大，要么就是家里太穷，单身多年，靠打零工攒了点钱才寻思着找对象。琳子的父母细细地听着，不管心里怎么想，对着媒人总要赔笑脸。琳子把脸扭到一边，心里泛起悲哀：在外人眼里，自己这种岁数的离婚女人，又没什么好工作，在相亲市场上只能这样了。

“如果想结婚，其实很快的，随便找个人就行。但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可能真是没做好准备吧。”

后来，琳子就有点不敢回家了，她坐在县城新开的必胜客里，看着窗外的行人，一个劲儿回想当初在大城市的生活。

十月的下午，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琳子整个人都陷入到了阴影中，情绪低落：“以前还想着在大城市干不下去就回去，其实真回去后，发现比在大城市更难。想想，自己其实挺失败的，我这么大了，没事业，没婚姻，没让父母过上什么好生活，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琳子说着说着，眼睛湿了。

我递去纸巾，安慰道：“很多人都一样啊，不都照样过嘛。”

她拭去眼泪：“就是，这不算啥，后面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这次回来，琳子还是选择在足浴店落脚，这是她熟悉的环境。但很多事情也变了。周边开了新的足浴店，竞争激烈，每进来一个客人，老板就要求技师使出十八般武艺把人给留下来。以往，个别技师偷偷做擦边服务，老板睁只眼闭只眼，反正只要能给店里挣到钱就行。现在，看到客户留不住，或只消费最低套餐，老板还会给技师拉脸子。更别说生意淡的时候，有的客人要求换技师，被换下的人满脸不乐意，时间长了，同事之间的关系也闹得很僵。

店里的气氛凝重，琳子感觉很别扭，有次她对我说：“真不想干了，现在越来越像出来卖的了，真是没逑意思。在这儿待一天算一天吧。”

她找了几份兼职，周末在商场里搞促销，还在朋友圈卖护肤品和红酒。我问她能兼顾得来吗？她说现在店里去得少了，工资不高，得想办法挣钱。我建议她去学做家政，以后持证上岗，做金牌保姆多吃香。她果真联系了一家家政培训学校，去听了一节课，之后对我说一起上课的多是四十多岁的大姐或退休阿姨。再往后，我就没听她再提起这事儿了。

2018年，我搬到四环外的新家，由于住得远，跟老朋友们见面也少了。从朋友圈看，琳子终于换了工作，在一家酒店做前台。到了中秋节前夕，许久不联系的琳子突然给我发微信，说她准备去厦门了，走之前想请我吃顿饭。

中秋节当天，我们在她家附近的饭馆见面。她穿着一件浅黄色风衣，头发扎起来，很精神。远远看我走去，她眉眼里都是笑：“我今天化的妆怎么样，好看不？”我仔细端详，夸赞的话还没说出口，她倒先不好意思了，拉我快走。

进了饭馆，琳子点了几样家常菜，可能是受节日气氛的感染，她比平时更放松，懒散地倒在椅背上。她说自己来这座城市九年了，也没扎根下来，最后还是走。去厦门发展，她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在那里的姐妹都说不错，喊我一起过去，我确实也想换个地方了”。

我劝她找份稳定的工作，长时间干下去，钱攒多点，说不定就可以在这个城市安家了。她连连称是，气氛却变得有点低沉。过会儿，她说：“其实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我没有。我也想长久地干下去，可找的工作也没什么好留恋的。我一直都有种很强的感觉——这不是我的城市，我也不属于这个城市。只能是哪里工作、生活得好，就去哪里咯。”

送她回家的路上，我们默默地并肩走在人行道上。天很凉，她手插在兜里，衣服也束紧了。中间我扭头看她，路灯照着她的侧脸，昏暗处模糊不清。我算了算，我们已经认识三年了，见证了彼此的一段生活，有了有一种更深厚的相知的感情。

临分开时，琳子站定：“谢谢你，老乡，我会记得你的。”她没有再往下说。

我猜，她说的感谢，大约是在这个城市多了些温暖吧。可直到彻底分开，我连一句“祝你好运，一路顺风”的话都没说出来。

2020年，疫情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减少出门，连见朋友、亲人都成了奢望。餐饮业，酒吧、KTV、棋牌室、足浴按摩店等娱乐场所时不时就要关门，昔日繁华的街上，能看到很多小店撤店、转让的通知被风吹起一角。

一次，我跟楼下足浴店的老板聊起来，他感叹没活儿，客人少得可怜，技师们窝在宿舍里等通知。他担心技师流失，又付不起高工资，只能发基本工资先拢住人。店面的房租一付一整年，他苦苦坚持着，说不定哪天也要关门大吉。

我突然想起琳子，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了。她离开后，我结婚生子，要忙碌的事情更多了。再想起以前的朋友，仿佛过去了很久很久，一切都淡了。

今年六月，我去到了琳子的家乡出差，打开微信才发现，除了春节群发的拜年短信，这四五年里，我和她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我踌躇了一番，最后还是忍不住把县城的照片发给了她。

琳子很快回复，聊了几句后，我们干脆通电话。她还是那么熟络：“老乡你好啊！看到你结婚了，真为你高兴。咱们这几年虽然没怎么联系，可我在抖音上一直默默关注你呢。”

三十八岁的琳子还没有结婚，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她却悠悠说道：“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也不那么着急了，一切顺其自然吧。”

琳子讲起自己到厦门之后的生活——她先报名学习了美容技术，可后来也没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到了2020年，疫情一波一波地袭来，她和同乡姐妹们商量后还是决定回家乡更稳妥。年底，她坐车去另外一个城市和同乡汇合，结果核酸检测没有通过，滞留了下来。她在一个老乡群里发消息，诉说自己进退两难的困境，没想到却意外收获了一份好工作。

一位老乡说，那个城市有一家民营医院正在招聘前台和电话客服，问琳子有没有兴趣去面试，她欣然前往。因为有老乡照应，面试很顺利。她入职后从零做起，打电话营销，去街上地推，在网上拉客户，一点点做出业绩，然后顺利转正。公司为员工缴社保，保底工资加上基本绩效，她一个月能拿到五千多块。每天工作八小时，周末调休，这是她迄今最满意的一份工作。

“咱们现在没有开视频，不然你就能看到我现在的工作状态了，我现在在公司已经站稳脚跟了。”

我恭喜她终于稳定下来了，她说：“跟以前不太一样。我可能还是更喜欢南方的城市吧，工作也还可以，那就一直干下去啦。”

与干燥寒冷的北方城市不同，那个南方城市有海风吹拂，常年空气湿润，树木郁郁葱葱。周末放假的时候，琳子和同事去海边玩，看到大海、树木和绿地，她感觉这个城市像风景画一样美。做业务时，琳子经常要去其他城市出差，福建很多地方她都跑过了。说起这个城市的一些地标性建筑，她已然十分熟稔。

我问她，以后还会回老家定居吗？她语气坚决地说：“不回去。老家跟以前一样，没多少变化。虽然我在外面混得也不好，可回去后能干什么呢？城市这么大，总有安身之地的。”

她计划在那个城市安家，想在中心城区买套小房子，这样压力小。不过攒钱仍然不易，她算起了花销：“一个月租房要一千五，日常吃饭、购物、平时各种零花等，样样都是钱。我年龄大了，又在医院上班，一年打一两次水光针，很贵的。”不过，她还是在尽力攒钱：“我总要给自己多留点积蓄啊。”

挂了电话，我看看时间，四十多分钟过去了。从2002年，琳子带着梦想第一次去南方到现在，二十多年也过去了。她曾经那么想在城市扎下根，从南到北，辗转漂浮，却一直没有归属感。但这一次，她好像终于找到“自己的城市”了。

（文中人物、地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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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书

写了十年新闻，

最想写的却是故乡人事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一江春水》(2020)，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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