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更替，上下求索 2023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

目录

前言

一、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中的裁员降薪潮

二、青年劳动者：被失业与剥削围困

三、AI、自动化与工作变革：技术一定会成为劳动者福音吗？

四、能源转型与极端天气下的劳动事故

五、经济下行与零工饱和：系统依然无解？

六、女性与性少数：工作平等道阻且长

七、高龄劳动者：延退暂缓推行，农民工养老问题悬而未决

八、残障劳动者：值得被更真实地看见

九、海外劳动者：骗局重重，强迫依旧

十、劳动者行动：维权进行时

十一、劳动者文化：长衫在脱穿之间

文章选段

——相比于复工复产后患病的“一次性损失”，经济萧条和企业生产调整给劳动者所带来的影响是更长期的。2023年制造业收缩明显，出现工厂订单挤压、工厂倒闭搬迁、工厂拖欠工资和裁员等情况······指标大厂郑州富士康更是在2月时就已停止招工，有员工说进厂的只能拿基本工资，“每月到手三四千，是3年来最低工资”。此外，许多产线停止了加班安排，这对于基本工资被压低而只能长期把加班工资当作主要收入的工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据公开信息，1-6月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分别为17.3%、18.1%、19.6%、20.4%、20.8%和21.3%。8月，国家统计局以完善统计工作为由，从当月起暂停公布最新的青年失业率数据。当保证就业率成为高校的一项政治任务，数据就可能成了表面文章，而毕业生的真实就业状况反而被忽略和遮蔽。

——在AI缩短人类工作时间的讨论声音之外，却是中国劳动者工作时长不断攀升的现实。12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数据：今年11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9小时。这一数据创下了二十年来的新高。而把数字平均到每周五天工作的话，相当于每天9.78小时。与此同时，一些没有借助AI来提高生产效率的企业也已经开始削减工作周，实行每周四天工作日等新工时制。这种转变也许表明技术积累所产生的解放潜力受到僵化的生产关系所累，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气候科学家表示，人类活动是过去两百年来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气候与社会科学家的共同研究认为，资本主义驱使人们过度地开发自然、排放温室气体，因此，在少部分权贵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同时，人类和其它地球物种的生存环境却被不断破坏，最终恶果由底层劳动者大比例承担。在极端天气只会愈演愈烈的趋势下，我们理应敦促企业、平台和政府建立起有效的气候停工机制，并在停工期间为劳动者提供无条件的极端天气工资，来取代与不安全的劳动挂钩的所谓“特殊天气补贴”。而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能源产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丰厚利润也应该真正做到为劳动者所享，以帮助恶劣天气的受害者渡过难关。

——2023年，灵活用工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

——在校园和职场中，利用权力关系进行的性骚扰事件持续发生。

——“年纪大了，我往哪里去？一旦生病，我的将来靠谁？不能打工了，我将来怎么办”—— 在仇凤仙的调研中，第一代农民工最大的诉求和问题可以以上三句话总结。这些关于未来和养老的困惑，折射出了将一生融入到改开后城市化、全球化历程的农民工的悲剧老年，也质问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于保障高龄农民的失能。

——仍然需要警惕官方和主流媒体将促进就业尤其是融合就业作为唯一宣传重点的偏颇之处。在残障人士“通过融合就业”实现“自立自强”的话语之下，主流社会强化了只有通过参与市场就业才能获得较为体面的生活的工作意识形态，也排斥了劳动本身所具有的康复、社交、寻求乐趣等多样性目的以及志愿劳动、家务劳动等非市场性劳动形态所具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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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锅炖嘎鱼（眠眠、诗凛、洛洛、 leah、cc、阿明、毛衣、falafel、鲸鱼、呜呜、DN、lyrefox）

呜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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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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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3年是危机深化的一年。

与人们在一年以前的期盼不同，2023年并没有将我们带回到疫情以前那个相对平稳、偶有暖意的时刻。与其说一切已不可能回去，不如看到矛盾一直存在、潜伏和积累，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爆发。过去的一年，持续且深化的系统性危机加速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劳动者感受到经济萧条、产业调整、人口结构变化、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平等和极端气候等问题所带来的冲击。矛盾堆叠和交织所带来的焦灼和失望情绪在进一步蔓延。种种信号表明，社会关系变革的需要只是更加迫切。

劳动者的自救行动重新进入到一个高峰期，但权力差距仍然过于悬殊。劳动者受剥削和压迫的位置没有得到改变。工作时间长、收入下降、劳动保障缺失仍然是最普遍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关注女性和性少数、残障人士、海外劳动者等群体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而随着新事物的空间不断被打开，AI横空出世，四天工时制开始在个别企业实施，平台零工常态化，我们急需吸纳和发展出新的话语视角和行动工具来应对劳动领域的变化。新旧交替之际，更需要一点破釜沉舟再来过的勇气和破屋坏垣走出去的蛮力。

新的一年，愿我们敞开心胸，在纷繁时局里辨清善恶，带着希望上下求索。

一、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中的裁员降薪潮

2023年初，随着严格封控措施的落幕，复工复产和流动恢复成为政策主旋律。但经济和地方财政状况积重难返，由此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宣告着后疫情时代来临。

经历长达三年的疫情封控，大量医护工作者的劳动状况未见好转。早在2022年12月底，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就指出，解封后的感染潮给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基层医生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期间，基层医生面临着病人数量增加、药物紧缺和人手不足等诸多挑战。同年12月极昼工作室的报道（《疫情下，不愿留在医院的规培生们》）则聚焦华西医院专硕规培生陈家辉的心源性猝死。据财新报道，去世的前一日，他仍在繁忙的小儿外科一线工作。

时间来到2023年。1月，一则护士在工作岗位上染病去世的视频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澎湃新闻向院方求证后得到回复：该男护士属于DAS科室，临时借调到急诊ICU增援，1月2日不幸去世。另据网友爆料，5月23日上午，武汉一群医护人员前往江汉区卫健委，要求“还我抗疫血汗钱”“还我编制”。6月，第一财经刊文称，目前村医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依然堪忧。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多地区财力吃紧，“基本公共卫生的补助标准提高······但村医实际获得感减少”的现象并非个例。12月26日，遂宁市部分医护人员跳楼维权的视频引发关注。根据该市卫健委的回应，医护人员应该是担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权限调整（由遂宁市中医院托管划转到属地管理）后引起待遇下降。此外，封控政策的收尾也使得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核酸提取仪等为主营业务的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发生裁员。1月初，重庆大渡口区中元汇吉公司、杭州抗原生产企业杭州艾科和新跃生物等工厂员工发起讨薪维权行动。有消息称公司贷款被政府拖欠是裁员诱因之一。

微博用户@杀咸鱼的马特调研了疫情管控、放开政策对劳动者个体工作生活的影响。整体来看，患病对于基层劳动者收入、健康影响较大：只有一半受调查者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休息，约30%会以病假、事假或者调休等等方式进行休息；只有约四分之一受调查者表示工资正常发放，还有约20%的临时工或小生意经营者完全没有收入。虽有近半数的人认为待遇不合理，但少有人采取行动。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患病影响时间有限，对大多数人来说损失是一次性的；新冠疫情被归为“客观性”原因，用人单位有更多借口将损失转嫁到劳动者身上等。

相比于复工复产后患病的“一次性损失”，经济萧条和企业生产调整给劳动者所带来的影响是更长期的。2023年制造业收缩明显，出现工厂订单挤压、工厂倒闭搬迁、工厂拖欠工资和裁员等情况。国家统计局12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7%，比11月下降1个百分点，制造业PMI连续3个月下降，降至2020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疫情海啸中的制造业：“很多事情都超出了经验能解决的范畴”》一文，称年关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相伴而来，让前三年里因为各种不确定因素谨小慎微的制造业，一夜间迎来了订单挤压、员工因病减员、生产超负荷运转、物流配送难的多重挑战。雅虎新闻报道，中国劳务市场在春节后出现供过于求现象。许多工厂因为还处于复工复产阶段且订单锐减，进而压缩招工需求并降薪。有工厂出现招聘20名员工，却有300多人在寒冷雨天排长龙面试的现象。另一方面，指标大厂郑州富士康更是在2月时就已停止招工，有员工说进厂的只能拿基本工资，“每月到手三四千，是3年来最低工资”。此外，许多产线停止了加班安排，这对于基本工资被压低而只能长期把加班工资当作主要收入的工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而2023年沿海地区出现的搬厂关厂潮则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行动（详见本文第十部分）。有消息称，2022年第四季度到2023年第一季度，工人抗议数量剧增达十倍以上。据车讯网报道，2月威马汽车开始了第二轮集体降薪，仅发25%工资，甚至有部分员工停薪留职，引发了外界对威马汽车生产经营状况的再次讨论。威马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威马汽车因为疫情和市场环境等因素遭遇困难，正在采取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全力保障复工复产和终端用户的体验。而在这条微博下方，有大量讨要工资、请求补缴社保的评论。一位网友写道：“作为最底层的员工，整整把五年青春奉献给你们，如今连最基本保障都给不了，太寒心了！”威马汽车湖北黄冈工厂员工向媒体爆料称，由于威马停薪欠薪，工厂两百多名员工进行集体维权。

互联网行业的关键词仍然是“降本增效”，多家互联网企业持续裁员及削减员工福利。5月23日，阿里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发酵。传言阿里将裁员20%，阿里云裁员比例为7%。尽管网上不乏自称阿里员工的人表示确实被裁，但25日阿里发表声明称，相关裁员消息系“谣言”，并称要新招15000人。5月，58同城突然被爆即将大裁员30％~50％，涉及各个业务线，赔偿N+1。11月27日，经自媒体 @手游那点事确认，字节跳动旗下游戏业务朝夕光年即将进行大规模业务收缩。12月28日，根据“晚点LatePost”消息，阿里云正在收缩表现不佳的IoT业务，首当其冲的是IoT硬件集成业务，该环节裁员比例超过50%。根据脉脉发布的《抢滩数字时代：人才迁徙报告2023》，2022年互联网岗位减少50.4%。除此外，5月网传截图显示，“腾讯正在全面od化，包括csig、pcg、teg在内” 。同期，字节跳动武汉也传出运营等业务全面转向外包的消息。据此前经济观察报消息，2018年后，互联网用人单位出现了大量劳务派遣向劳务外包的转变，劳务派遣的比重从原来的80-90%降至50%左右，劳务外包却高达60%-70%。

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薪资减少，则很可能和疫情后公共财政压力加大有关。雅虎新闻报道，2023年中国各地陆续传出事业单位员工被减薪和取消福利的政策。多家媒体报道，北京同仁医院医生称8月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和夜班补助降幅达50%。医生随即向医院提出申诉，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不只北京同仁医院，近两年不断有医院降薪甚至发不出工资的消息。6月份河南洛阳、广西等地就传出了医师减薪的消息。上海医院一名顶级胸腔外科医师表示，他平均做一台手术，收入不到500人民币，还不如上海滩好一点的理发师。除医生之外，教师、记者和警察也出现了减薪趋势。北京、湖北、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省市频传公务员降薪的消息。有北京市属机关公务员向媒体表示，2023年已“变相”减薪10%，“虽然基本工资没变，补贴少了，上面说之前给的福利‘不合理’”。

整个资本市场下行，金融行业也加入降薪行列。5月，每日人物发布《金融业降薪潮，月薪8万将成往事？》一文，称27家券商披露了2022年报，证实“降薪潮”已经到来。也有消息称银行正加速裁员，自媒体@五道口宏观笔记表示33家上市银行在半年报中披露了员工人数，2023年上半年员工人数减少4.8万人，而2022年是增加了4.1万人。拥有8.8万亿总资产的浦发银行，近年来业绩显现疲态，多项盈利指标下滑，净利润连续三年下降。5月，浦发银行以要求外包人员转签合同形式的形式变相降薪和裁员，引发上百名员工集体抗议。裁员通知显示一员工因严重违规被解除劳动合同。

鉴于宏观经济和需求环境的持续不确定性，部分外企也开启了撤资和裁员之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7～9月国际收支显示，外资新建工厂等新增投资首次低于撤资和业务缩减带来的资本回收，表明外企在华撤资和业务缩减金额高于新投资。上海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报告则称，许多接受调查的公司表示，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解、中国政府政策变得更友好的话，它们准备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宏观数据背后，多家外企裁员或撤离的消息传来。9月20日，高通裁员、将撤离上海的消息引发热议。11月6日据芯智讯消息 ，爱立信在广州的研发中心发生重大人事调整，整个5G Tool研发团队被裁掉，只保留市场销售、技术支持团队。

二、青年劳动者：被失业与剥削围困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1158万人，就业压力因此剧增。为了“稳就业”，相关部门和学校的举措层出不穷：河南省教育厅宣布在5月至8月对零就业家庭毕业生和长期未就业毕业生进行“动态清零”；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给钱就能买到一份“山寨”三方协议的“假就业”链条。据称这种利益链条在高校中“并非秘密”。此外，据北青深一度报道，5月以来，全国多所高校扩大科研助理招聘规模，成为就业压力下20万毕业生的“缓冲地带”。科研助理岗工作内容相对轻松，保留应届生身份和临时性质是共同特征。不同学生对科研助理的态度不一，有人将其视为福利，而有人则认为科研助理岗位可能更像是一种虚拟的工作，只在统计就业率时具有意义。也有网友爆料，柳州工学院要求毕业生参加毕业答辩的条件是“明确毕业去向”，疑似是为了进行就业率造假。

尽管如此，2023年青年失业率依然一路走高。据公开信息，1-6月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分别为17.3%、18.1%、19.6%、20.4%、20.8%和21.3%。8月，国家统计局以完善统计工作为由，宣布从当月起暂停公布最新的青年失业率数据。

当保证就业率成为高校的一项政治任务，数据就可能成了表面文章，而毕业生的真实就业状况反而被忽略和遮蔽。Tech星球《被毁约的应届生：还未从学校毕业，先从公司“毕业”了》一文指出，有不少应届生拿到了公司的录用通知，甚至已经签好三方协议，一段时间后公司突然毁约。由于此时已经错过了校招季，不少企业停止招聘2023届毕业生，导致突遭毁约的毕业生很难找到下一份满意的工作，而企业“毁校招”的举动却几乎没有任何代价。一些应届生尚未与企业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因此企业取消录用通知书并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解除劳动合同，所以也不适用裁员的赔偿标准。许多高校没有将毁约企业列入“黑名单”，未来的应届毕业生依然可能深受其害。有人认为这是目前经济不景气形势下企业做出的无奈之举，但现实是一些企业经营情况远远没有到如此困难的地步。归根到底原因仍然是企业毁约成本过低，而高校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监督责任。极昼story则称，公司毁约和疫情中的行业变动也不无关联，如中创新航因毁约应届毕业生的举动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但据财新报道，正是中创新航在2022年上半年过于乐观的扩产，与新能源汽车下半年放缓的增势，导致供求之间不断拉大差距。

还有不少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出于挣生活费等目的打暑假工。然而，暑期工在企业内基本处于最底层，不仅所得的薪资低，工作时间较长，其它劳动权益也不受保护。学生们的圈子里流传着暑期工的“三不进”：不进餐饮、不去刷单、不要进厂。餐饮行业虽然工作时间长、时薪低，但由于上手快以及所需人员较多，还是能吸引不少学生。有部分在瑞幸咖啡兼职的员工在小红书发帖称，由于企业规定洗手频率过高和不戴手套接触消毒水，他们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都出现了“烂手”的现象。据了解，瑞幸咖啡除了店长和副店长之外其他员工几乎都是兼职。知名服装快消品牌也吸引不少学生去兼职工作，7月，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在优衣库的兼职经历，该网友质问优衣库“大学生就活该一小时16元给你打扫卫生吗”。兼职圈内甚至把“优衣库”叫作“辛者库”。据称有些大学生暑期工兼职一周后梦里还在吟唱“欢迎光临”。

在青年劳动者群体中，职校生困局也依然值得继续关注。即使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从去年5月1日就开始正式实施，但职校生的实习乱象层出不穷。3月7日，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的一名学生因实习压力过大在宿舍吞下两节电池，此前他多次申请回校而不得；7月1日，重庆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一名女学生称，其在实习期间被安排为男顾客洗澡按摩，向带队老师反映并明确表达拒绝态度后那排依然没有取消。由于许多职业院校有着实习经历与毕业证挂钩的规定，学生常常难以避免在实习期间被胁迫劳动等问题。即使向校方反映，部分职业学校也对本校学生的实习问题视而不见。11月10日，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李同学在出租屋内猝死，此前他已经连续直播5天。而针对这一事件的相关报道都只关注了直播公司与李同学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直播协议的具体内容，李同学的学校则完全隐身。

此外，研究生实验室安全问题也再次引起舆论关注。11月7日，网友爆料中山二院苏士成课题组内多名学生患上罕见型癌症。舆论质疑学生患病与实验室有毒试剂泄露有关。事件发生之后不仅没有第三方机构对课题组工作环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苏士成本人和实验室工作也基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课题组还分别在12月5日和12月13日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继续发表了两篇论文，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学生患病的成因仍然没有向公众交代。有人认为学生缺乏实验室安全意识，没有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但实验室松散的安全管理根源依然在于导师权力过大和层层剥削的科研评价体系。部分医学生在事件发生之后评论实验室根本没有通风橱，这可能导致有害试剂挥发后被人体大量吸入，而这一风险显然并不是只要学生有实验安全意识、做好安全防护就能避免的。此外，若是导师要求在无防护的有毒环境做实验，学生即使有安全意识，为了顺利毕业也只能忍气吞声，很难有拒绝的机会。高校及医院的科研评价体系同样值得批判，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发表论文、申请基金才有机会升职称，否则将会被边缘化甚至淘汰。这一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得到更多的科研成果往往选择层层向下剥削，因此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无视学生的健康，在得知学生患病后直接把学生踢出课题组群聊，将其当成一个用坏就可以替换的耗材。2023年10月湖北工业大学一位研三学生烧炭自杀，遗书中控诉导师“压榨学生““只会搞钱”。当下导师制和科研体系的扭曲可见一斑。

4月4日，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自杀。据媒体报道，4名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年仅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生活为贫穷所困。这一事件也折射出近年来青年劳动者中隐隐弥漫的绝望情绪。

三、AI、自动化与工作变革：技术一定会成为劳动者福音吗？

2022年11月30日，OpenAI正式推出能以自然语言进行对话的人工智能模型ChatGPT。该模型具有聊天对话、图像生成、编辑程序、数据分析等多方面的能力。随着ChatGPT在两个月内的爆火，AI大模型及数据上下游产业受到投资界的热捧。类ChatGPT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会给劳动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成为被热议的话题。AI是抢走人的饭碗，加速内卷，还是把人从繁琐的重复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类抗议专注于更富创造性的工作并且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目前AI对不同行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不一样的。最早受到打击的打工人似乎是原画师。有媒体报道，广州一家中型外包游戏公司的原画团队在2023年初使用AI之后，已经裁员2/3。即便留下来的原画师日子也不好过：甲方的要求无论在时间还是质量上都变得更高；工作创作性的部分在消失，原画师有沦为 AI 改图人的风险；而改图人的分工对画师磨炼画技、形成不可替代性并无太大的助益，从某种程度上也堵住了画师们职业发展的道路。一些企业老板和管理层还对AI能力和替代效应存在夸大想象，强制要求员工在工作流中加入AI工具，从而增加了原画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但也需要注意，同时有报道认为AI产生的行业冲击被夸大了：一些企业只是以AI为借口进行裁员，背后是萧条的市场大环境。

关于AI替代人工客服的报道也不少见。招商银行2022年年报显示，运用智能客服AI能力实现人力替代超过1.2万人。有报道认为，大部分客服的工作重复性高，被替代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一小部分最尖端的AI甚至已经被训练到能在情感咨询公司提供情绪价值而不被客户怀疑是机器的程度，而情感一直被视为人工客服的核心优势。试图在这个工种谋生的人们以线上兼职的形式争夺着有限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内卷。例如阿里巴巴的云客服需要通过12项考核、花两个月的时间才能竞聘上岗，并忍受漫长的“断流”和平台越发苛刻的规则，而就算在高峰期也不过一个小时挣四五十块钱。但与此同时，AI客服未必能比人工客服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有时甚至成为企业拒绝处理客户需求和开展自动化“骚扰”的工具。

在翻译领域，那些主要从事低价翻译工作的译者，或许更容易会被AI代替。但因为AI翻译长于说明性文类而短于文学性，并且在一切重要的商务谈判、合同中难以被完全信任，AI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无法完全取代人类翻译；AI主播的确可以代替部分繁琐、流程化的工作，但因为交互性问题和平台规则，要代替真人主播，还为时尚早；法律、金融、财务等行业的从业者危机感则相对较弱：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尽管可以帮助完成一些任务，但在法律层面还没法“背锅”。

就目前来说，类ChatGPT式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影响仍然集中在白领类型的服务业岗位上，制造业领域的成功应用并不多。但一些产业观察也提到了少许案例。某家互联网企业AI实验室就帮助国内某知名手机金属零件产品供应商将图像识别技术运用到了质检领域。借助将质检人员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进行数据化，AI质检实现了类人的准确率和更高的工作效率。这家工厂直接取消了400人的质检岗位。

实际上，在AI火热以前，制造业机器换人就已经作为官方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重点。然而，以产业政策和企业利润为导向的自动化很可能给被刨除在技术设计过程以外的工人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目前机器人替代仍然以局部劳动替代为主。一项针对一家北京柴油和氢燃料发动机工厂的实证研究显示，升级换代运用了智能化生产技术的生产线确实提高了效率。但同时，机器越自主，工人越需要做更多种类的任务（如接受培训、保养机器、多线程任务），显著增加了工人的加班频率、时间和精神压力。

一项广东东莞等地工业自动化实施进程的追踪研究也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工人群体以“半无产化”的农民工为主，工作不稳定、技能形成体系不完善使他们更容易面临被取代和去技术化的命运。技能工人更清楚看见的未来是他们在技术升级后逐步被淘汰，降级成为普工。现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的前提是工人必须参与到技术决策中来，成为机器的主人。这不仅是蛋糕怎么分的问题，更是蛋糕如何做的问题。

必须承认，正如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所指出的那样，技术从来不是独立和自主的；从技术研发到应用，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斗争的过程。技术进步也绝不会自动惠及社会，要分享技术带来的好处取决于劳动者如何争取。在2023年为期5个月的好莱坞大罢工中，编剧们反对利用AI替代编剧，尤其斥责用编剧的作品训练AI，反对将AI生成的内容作为原始材料等行为。演员则要求制片方不能将演员形象、声音建模在电影中免费使用。美国演员工会-电视及广播艺人联合会主席法兰·德瑞雪表示：“如果现在不昂首挺胸，我们就会陷入困境，都将面临被机器取代的危险。”

此外也应该注意到，在AI大模型训练热的当下，人工智能诞生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数据标注员的劳动。他们的职责是为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准备“饲料”，将大量的文字、语音、图像打上标记。有多少智能，就得付出多少人工。报道指出，数据标注员是一份几乎零门槛同时也没有上升空间的职业，数据标注基地大多坐落在三四线城市，甚至是贫困县城。这份工作对当地人而言已经是当下不可多得的选择。例如在山西永和县的数据标注基地里，有80%是女性，有的甚至代替丈夫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随着不依赖于人工标注的自监督学习与数据标注开始出现，数据标注员也将成为AI时代被用后即弃的人。

当然也有简单而乐观的声音出现。英国智库Autonomy一项新发布的研究显示，未来十年，正确利用ChatGPT可使近30%英美工人实现四天工作制，而北京一家文化公司通过使用AI实现了降本增效，并开始试行4.5天工作制；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23年8月底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经济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管理方式。工人的声音、技能培训和充分的社会保护将是管理这种转型的关键，一项有序、公平和协商性过渡的政策至关重要。

然而，在AI缩短人类工作时间的讨论声音之外，却是中国劳动者工作时长不断攀升的现实。12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数据：今年11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9小时。这一数据创下了二十年来的新高。而把数字平均到每周五天工作的话，相当于每天9.78小时。与此同时，一些没有借助AI来提高生产效率的企业也已经开始削减工作周，实行每周四天工作日等新工时制（1、2、3、4、5）。这种转变也许表明技术积累所产生的解放潜力受到僵化的生产关系所累，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而AI有望成为劳动者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一个新契机吗？答案也许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仍然全靠我们自己。

四、能源转型与极端天气下的事故

受国内主要产地产能受限、国外能源进口和运输受阻的影响，从2022年9月开始国内煤价一度上涨到了近10年来的高点。2023年，随着复工复产后经济形势的变动，煤炭市场供需两旺。上半年干旱造成的水电出力疲软也导致需要更多煤炭来填补电力缺口。预计全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将基本与2022年（56.2%）持平。煤矿市场火爆的背后潜藏的则是相比往年激增的煤矿事故起数和遇难人数。根据官方通报数据，截至11月18日，仅山西一省就发生了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共103起，其中煤矿事故87起，遇难100人。事故起数和遇难人数为2022年同期的近两倍。

2月22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新井露天煤矿发生严重坍塌事故，造成53人死亡，6人受伤。此次事故打破了建国以来露天煤矿单次事故的死亡人数记录。在许多煤矿事故中也存在不及时上报甚至瞒报的现象。5月9日，河南三门峡耿村煤矿发生火灾事故，该煤矿在得知5人被困后6小时才上报，导致5人全部遇难；4月2日，吉林省白山市吉坤矿业公司采矿区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人死亡，4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吉坤矿业通过秘密转运和火化遇难人员遗体、封闭事故现场隐瞒事故；11月16日，山西吕梁永聚煤矿火灾致26人死亡，调查发现永聚煤矿所属东泰集团曾涉瞒报事故。

6月29日有媒体发布了《山西代县矿工死亡瞒报事件调查》：从2007年至2022年“9·1”滑塌事故发生，精诚矿业有30多名矿工因生产安全事故死亡被瞒报。山西省调查组随后调查发现，截止到2022年发生“9·1”滑塌事故前，精诚矿业先后瞒报生产安全事故40起、死亡矿工43人，报道所附的17人名单和提及的1人，全部查实。发生事故后，矿企封锁消息、隐匿不报，并把遇难矿工家属分别安排在外地单独谈判，通过威逼利诱、私下达成高额赔偿、签订“封口协议”等方式逃避惩处。此外企业还存在层层转包、挂靠资质和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也没有进行全覆盖的安全教育培训，按照安全要求和设计方案进行开采。尽管有数据显示2016-2022年间全国矿场事故起数和遇难人数整体呈现递减趋势，但一个矿场20年间瞒报的事故就已如此之多，令人不禁发出疑问，过去几年的事故起数和遇难人数的递减趋势是真实的吗？

国内”双碳“目标提出后，各地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转型。据报道，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火电装机容量。然而，新能源行业急速扩张所带来的生产安全事故却并没有停歇。5月21日，株州时代新材料科技公司发生一起风电叶片生产事故，造成一名劳务派遣员工死亡；8月7日，华能甘肃能源开发公司华家岭风电场发生电气设备火灾事故，最终造成1人死亡；10月9日，安徽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事故，一名作业人员在检修作业时触电身亡；11月3日，中电建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发生一起电力建设人身伤亡事故，4人死亡；同日，贵州毕节某光伏建设项目发生高处坠落事故，1人死亡。多地在进行分布式光伏施工时，也均有致死的安全事故发生。如果没有把劳动者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新能源产业也并不会对劳动者权益有更好的保障。

另外，还需要密切关注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下频发的极端天气给各行业劳动者带来的灾难。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宣布，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5月进入立夏后国内部分地区的气温直接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6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用人单位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但高温引发的事故依然存在：7月2日，一位研学团的导游在颐和园带队时因高温暴晒终因热射病去世，难获工伤认定和赔偿。

《中国新闻周刊》7月时报道称，安徽合肥的环卫工人在街头工作时仍身着长袖工作制服。环卫工说热也没办法，不穿会罚款50元，希望把制服做成短袖。另据《工人日报》7月2日的报道，广东东莞市一位女士探望自己的环卫工父亲时，注意到他的制服布料闷热，于是向东莞市政府服务平台请求为环卫工定制夏天制服。但在极端高温天气下长时间工作，环卫工即使换上了短袖也很容易中暑。7月1日，河南禹州一名环卫工因中暑晕倒在地，从新闻视频中清晰可见当时这名环卫工身着衣物就是短袖的制服。

除去户外工作引发的中暑和热射病之外，高温也容易导致疲劳与注意力不集中，从而发生室内工作事故。7月，武汉的黄女士在操作机器时由于中午天气炎热而感到疲惫，右上肢不慎被卷入机器。当地医院称接诊了十多名严重的手足离断伤患者。

2023年亦是暴雨和极端降雪频现的一年。与高温天气相似，极端降水也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7月12日，山东临沂暴雨，一名施工地工人为了挽救自己的挖掘机而落水失踪；7月19日，南京66岁绿化工人蒋梅花在涵洞躲雨时被水冲走。除了频发的暴雨导致工亡事故之外，“暴雨天该不该点外卖”也成为了网络上人们热议的问题。有评论认为呼吁极端天气不点外卖反而切断了外卖员的收入，“市场经济”下应该遵循“买卖双方交易自由”的原则。也有部分外卖员被采访时直言自己更“喜欢”恶劣天气送外卖，原因是收入能比平时高出百分之二三十，毕竟平台补贴由雨量来决定。2023年12月，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网开展的“极寒天气下该不该点外卖”网络问卷调查显示（14963名受访者参与），51.27％的受访者认为极端天气危险系数高，不应该点；48.7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点。9月6日，福州一名外卖员凌晨回家时突遇山洪，被困泥石流中6小时才获救。让外卖员在收入和生命安全之间被迫二选一，无疑是零工经济中缺乏保障的劳动关系和外卖平台算法系统给予特殊天气补贴以促使骑手上线所导致的结果。

暴雨和洪灾还给农民带来了巨大损失。根据食通社报道，8月初，黑龙江五常遭遇了罕见的暴雨与洪灾，当地250万亩农田中有约40%被淹没，著名的五常大米减产已成定局。文章作者指出，在人们以往的认知里，“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通常只发生在沿海地区，由此导致的极端降雨事件也鲜少出现在东北内陆”。因而当8月发生如此严重的灾害时，大部分人并没有准备。这次灾害进一步表明极端天气对农民粮食作物生产的影响正在加剧。

气候科学家表示，人类活动是过去两百年来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气候与社会科学家的共同研究认为，资本主义驱使人们过度地开发自然、排放温室气体，因此，在少部分权贵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同时，人类和其它地球物种的生存环境却被不断破坏，最终恶果由底层劳动者大比例承担。在极端天气愈演愈烈的趋势下，我们理应敦促企业、平台和政府建立起有效的气候停工机制，并在停工期间为劳动者提供无条件的极端天气工资，来取代与不安全的劳动挂钩的所谓“特殊天气补贴”。而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能源产业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丰厚利润也应该真正做到为劳动者所享，以帮助恶劣天气的受害者渡过难关。

五、经济下行与零工饱和：系统依然无解？

2023年，灵活用工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平均年龄38岁，农业户籍超一半，平均受教育年限13年。智联招聘数据显示，新型灵活就业求职者在总人数中占比，从2021年第一季度的18.6%上升到了2023年第一季度的23.2%。

许多从业者也直观感受到了灵活用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网约车新司机大量涌入，多个外卖站点表示已经招满。零工市场供过于求的变化也开始作用于劳动者的待遇，如美团、达达、顺丰同城的配送费均出现降价。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市场的饱和，体现出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以及随之带来的劳动力结构和劳工薪酬待遇的变化。

与此同时，灵活用工劳动者依然经历着就业歧视、工资克扣、工伤工亡等劳动权益侵害事件。2月，外卖小哥发布短视频称，成都的“高端商场”SKP不允许外卖员穿着工作马甲进入商场，SKP回应称商场确实有“外卖员穿工装不能入内”的规定，“商场有权拒绝外卖人员进入吗”的话题再次冲上热搜；7月，山西晋中一名圆通快递员称他面临工资克扣、“付费上班”的问题：他辛辛苦苦一个月送了近4万件快递，本来该发1.3万余元工资，但是经过公司的各项夸大罚款，最后还要倒贴给公司200元，且两年讨要工资无果。6月，两起发生在昆明与杭州的网约车司机车祸分别造成了1人与4人死亡，事故原因均与疲劳驾驶相关。

工人们面对制度性的权益侵害并非坐以待毙。4月19日，汕尾美团骑手大罢工。起因是美团取消多项补贴，如果骑手不上线每天将被扣除50元。美团则直接从惠东、河源、梅州、陆丰等周边地区高价调来两百多名骑手到汕尾支援。这一举动也引起了本地市民的反感。面对美团外援，市民们纷纷通过下单后取消或是全部给差评的方式，支持本地骑手罢工。4月26日当晚，外地骑手撤离汕尾，美团妥协，将单价和补贴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除了直接的罢工对抗，不再甘愿被困在系统里的骑手们开始“与系统对话”。一篇访谈提到，很多外卖员不再被动接单，对外卖平台投诉增多，认为系统规定送餐时间不合理。面对激烈竞争，骑手还通过“养系统”降低劳动不确定性，提高系统对其评估能力。外卖员采用“养号”、“垃圾单”、“单飞”等策略，提高收入，但规则因平台不同而异。美团平台也进行了多次算法公开和改进，包括公开“预估送达时间”规则、启动“出餐后调度”试点、调整对骑手收差评和超时的处理方式等。整体而言，骑手对系统的理解和应对策略发生了变化。

人社部也逐渐开始完善针对零工的社会保障制度。2023年3月，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和书面协议订立指引（试行）》，要求企业（含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需要与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与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订立三方书面协议，不改变平台企业应当承担的用工主体责任。此次发布的指引还规定劳动合同需明确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事项，并将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写入文件，旨在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填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缺失。

即便制度上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了新的保障，实际操作中却仍然存在许多困难。2022年7月1日起，人社部等部门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作为一项参照工伤保险建立的新型社保制度，职业伤害险的保障范围包括医疗康复、伤残和死亡。截止到2023年9月，该职业伤害保障已覆盖曹操出行、美团、饿了么等平台的615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然而，许多骑手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参保，从而可能影响理赔效率。此外，这样的制度探索也表明官方已经决定将大部分平台零工视为与“有劳动关系的企业职工”“自雇个体户”有所不同的“第三类劳动者”，这意味着零工要获得与稳定劳动者相匹配的职工社保保障更无可能，劳动等级制度进一步被固化。

我们也再一次提请读者注意：试图在系统内解决系统所带来的问题，终究是无解的。现有的零工经济系统及其意识形态将劳动者的自主权与社会保障权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是将零工贬低为最底层劳动者的设计。人是否劳动、何时劳动、如何劳动的自由与充分和平等地享有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权利是相互促进而不是彼此矛盾的。在一个技术真正由劳动者设计、所有和享用的制度下，劳动者不必为了更加“自由”而成为“零工”，也不必为了更有“保障”而坐进办公室。尤其在技术变革的今天，“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哲学批判”，将有越来越坚实的生产力基础，也应当成为一个可以争取的现实目标，而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六、女性与性少数：工作平等道阻且长

2023年，我们继续关注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在就业不平等、工作场所歧视以及性骚扰等方面的问题。

女性在获得平等就业机会方面仍面临诸种困境，许多岗位在招聘时都设定了性别偏好等歧视性限制条件，而在工作环境中也并未做到女性友好。2月，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公布了《2023国家公务员招考性别歧视报告》。该报告指出，公务员系统招考超过三成存在性别偏好问题，其中省级以下直属机构问题最为突出。天津偏好男性比例最高，广东偏好男性人数最多，而西藏的性别偏好比例最低。新京报于2月份发布的《“背奶妈妈”的隐秘战争》一文，则展现了产妇在职场面临的多重困难，主要体现在缺乏母婴室、工作时间难以哺乳和照顾婴儿、晋升和加薪机会减少、缺乏同事和上司的理解和支持等方面。5月10日，江苏南京的一名27岁女子在收到工作offer后，被要求进行孕检才能入职。她在面试过程中频繁受到关于结婚和怀孕的询问。她面试的其他公司也表现出对适婚育年龄女性的歧视。6月，海南航空规定超重10%的女性空中乘务员将立即停飞减重。法律专家指出，该规定未经合法程序，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义务。8月份，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提出鼓励为育儿妇女提供“妈妈岗”，以提供更加灵活和多样的就业选择。但许多网友也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妈妈赚钱又带娃，爸爸去哪儿？”设立“妈妈岗”所实行的弹性工作制看似保障了女性“工作”的权利，实际上延续了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将抚养责任直接默认为专属妇女的劳动义务。这样的举措也可能进一步固化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次级地位。

由于劳动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工作岗位上的女性们，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女性，还可能往往为了生计被迫面对危及生命的工作环境。4月，河南的24岁刘女士在上海工厂宿舍猝死。她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仅休息两天，生前曾表示“想给两个孩子好一点的生活”。7月，南京雨花台区一名66岁环卫女工被强降雨引发的河流冲走，最终失踪。同月，40岁的黄女士（化姓）在工厂操作机器时，右上肢不慎被卷入机器，一旁的工友迅速断电并拆开机器，小心取出断肢后并将黄女士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路院区急诊科。据救治的医生手外二科主任严立所说，夏季是手足外伤事故的多发期。10月，武汉一名38岁月嫂被雇主殴打致死，这是她的第一次上岗，“月薪6500元，带一对双胞胎，近半年没休息过”。

在校园和职场中，利用权力关系进行的性骚扰事件持续发生。1月21日， 一名自称为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女性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她的导师，指控导师利用职权压榨并胁迫她保持不正当关系超过三年。2月17日，安永女员工实名发布举报信，称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大中华区管理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熊某涉嫌利用女性下属作为性资源，进行职场霸凌。3月30日，湖南衡阳师范学院一名受害者站出来举报，她于2021年6月被学校安排在校企合作单位的佳睦包装进行实习，在被此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文某某性侵后怀孕。3月，一位在新能源车企蔚来工作的女性网友称，一名男同事潜入她的房间并试图对她实施强奸。在该女性报警后，涉嫌强奸的男同事已被刑事拘留。事件发生后，蔚来HR将她开除，指责她影响公司形象。这名女性明确表示希望蔚来承认处理职场性骚扰事件中的不当行为。4月，出版界爆发性侵事件，一页folio创始人范新被指控酒后尾随女下属进房间试图性侵。曝光后，出版界沉默态度受批评。之后，阿踢踢在公众号发文揭露十年前在南京先锋书店遭遇的性骚扰，强调即便在看似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性骚扰仍然存在。5月12日，两名在印尼德彪公司的中国女工揭露了她们在工作中遭受的性骚扰和不公平待遇。她们的实际工资也远低于预期，常常在工作中遭受男同事和领导的不当行为，拒绝可能导致报复。12月，一位在江苏银行镇江分行工作的女性员工通过工作群实名举报自己的领导马某某，指控其利用职务之便对她施压，迫使她多次发生性关系。这些事件表明，性骚扰并非只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雇佣劳动制度、父权制等结构性因素共同生产的性别暴力事件。

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明确指出，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而第四十八条明确指出，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而以上事件提醒我们，尽管新版《妇女权益保护法》已经加入了许多有关建立工作场所性骚扰机制和妇女保障的内容，但反性骚扰的实践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跨性别群体依然饱受折磨，除去来自家庭、社会、学校的压力，ta们还在工作环境中面临种种显性和隐性歧视乃至暴力。1月30日，北同文化AllForQueer于微信公众号正式发布了《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报告估计，我国跨性别者的总数约为400万人。受访者中，92.7%的跨性别者在获得相关诊断时面临困难，62.3%的跨性别男性群体和60.2%的跨性别女性群体会因害怕而避免使用公共卫生间，约61.2%的跨性别者一年内有过自杀想法。

2月3日，网站mtf.wiki 确认，跨性别者已无法在毕业后更改学历信息。若有需求，ta们只能在大学本科教育前完成 SRS（性别肯定手术）和证件变更。而依据中国《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2 版）》显示，手术前手术对象应当满足“年龄满 18 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能力完成性别重置序列治疗”等一系列条件，同时“对性别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续 5 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这一系列的条件都很难让跨性别群体做到在大学本科教育前完成SRS，以得到证件更改的可能性。引用《跨性别者小小霏》一文中出现的文段：（证件更改的困境）导致许多跨性别者很难在其目前或将来的就业岗位上实现他们的性别转换,因其难以证明虽然身份证上的性别与文凭标注的性别相异，但文凭持有者是同一个人这一事实......相关研究显示，中国目前至少有130万到400万跨性别人口，无法学历信息修改造成的人证不符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很多跨性别者的生活。制度性歧视下，跨性别者们的文凭变成了一张废纸，无法帮助他们证明自己的教育背景，实现就业。许多在校跨性别者因此选择退学/辍学，而毕业的跨性别者们选择放弃现有学历，以新的身份重读学位。10月11日，一名跨性别女性因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不知道在应聘简历性别那一栏应该填什么，在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收到了将近500多条谩骂。另外，2023年还有一件涉及到跨性别劳动者的劳动争议案件入选北京第二中院核心价值观案例：2018年4月9日，一名跨性别女性因做性别重置手术请假休养，被公司按旷工解雇，随后上诉公司至法院。二审法院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公司应继续履行与小高订立的劳动合同。这些事件表明，证件信息修改限制、药物管理和就业等方面的社会歧视等因素，严重影响着跨性别者们的生存状况。

除此以外，为这一群体提供医疗和心理支持的跨性别门诊医生也面对着社会威胁。1月9日，北医三院潘柏林及其团队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甚至受到过来自跨性别者家长的举报乃至袭击。

七、高龄劳动者：延退暂缓推行，农民工养老问题悬而未决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定了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然而，人口结构老龄化给社会保障系统和个体劳动者带来的压力，使得延迟退休与高龄劳动者的议题反复进入公共视野。延迟退休是否实行？如果推行，不同地区、性别、工种的劳动者将执行怎样的延迟退休政策？高龄劳动者的法律权益如何保障？其中，高龄第一代农民工何以养老？这些问题均悬而未决，成为了社会保障系统一个亟须正面的缺口。

2023年1月，一份研究报告有关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观点引发热议。该报告题为《共同富裕系列报告之十六：人口负增长下的养老与生育政策图谱》，在“核心观点”部分称，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或于2023年公布，并于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申曙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口学者易富贤均认为延迟退休势在必行，而在2022年，中国当局也在官方文件中多次提到延迟退休改革的紧迫性。

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记者会上回答2023年是否会推行延迟退休的政策时表示，“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在适当时候稳妥推出”。这一表态被视为官方对推行该政策的态度转向审慎。然而，全国性的职工医保系统的改革被视作是老龄化压力下社保改革的试水。2月1日，武汉市医疗保障局发布医改新规。一周后，武汉上万名退休工人前往武汉市政府集会抗议。医保新规最为重要的内容是改变了职工医保的结构比例，参保人的个人账户内保费减少，统筹基金增加。中国劳动趋势整理了近10年的职工医保统计数据后得出结论：目前医保累计结余的繁荣是由于新冠疫情期间使用医保人次减少；实际上，医保支出在近年来总体呈现出高增长状态，医保支出增加速率高于收入速率，这意味着职工医保存在潜伏的赤字危机。而减弱个人账户比例，提高集体共用的统筹基金，意味着一旦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医保支出可以通过自我削弱来维持运转，如减少医保药品目录。因此，职工医保改革被许多网民视作社保福利削减的政策。

而“无法退休”的高龄农民工们则面临着更严峻的劳动和养老处境。来自安徽师范大学的农村社会学学者仇凤仙发表专著《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将第一代农民工定义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并且在8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的农民群体。她的研究显示，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概念里没有退休的词汇”，超过60%的受访农民表示会“干到干不动为止”，15.2%的第一代农民工没有存过一分钱，存不下来钱；存款在5万元以下的占55.2%。这与up主户晨风在《随机找老人购物，我来买单》中拍摄的老年人生活一致：视频中的老奶奶被儿女接到成都生活，还要给人当保姆、做家具，每个月没有养老金，只有农保107元。这一视频引发广泛传播和讨论，最终up主户晨风被封号。

华中师范大学的劳工社会学学者王欧表示，过去十年，整个劳动力市场对于高龄农民工越发封闭，清退令的实施也将老年建筑工人的最后一扇门关上。王欧建议，比起一刀切地把他们赶出建筑工地，不如优先把其它的工作给做好，起码放宽年龄的限制，给超龄的工人们也买上意外保险。“年纪大了，我往哪里去？一旦生病，我的将来靠谁？不能打工了，我将来怎么办”—— 在仇凤仙的调研中，第一代农民工最大的诉求和问题可以以上三句话总结。这些关于未来和养老的困惑，折射出了将一生融入到改开后城市化、全球化历程的农民工的悲剧老年，也质问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于保障高龄农民的失能。

在不足以保障老年的社会保障系统、超龄劳动力的制度和法律空白背后，是一例例正发生的高龄劳动者令人心酸的经历：2月，上海浦东警方抓获一名使用假身份证的农民工，他为了到工地干活，办假身份证减龄；四川射洪市没有养老金的乡邮政员有110多人，每个乡邮员都曾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如今这些钱都不知去向；安徽和河南多地“60后”村医除了300元的政府养老补助，没有其他保障，所以他们无法退休；2月21日，60岁中通快递分拣工凌晨在岗猝死。宁波人社局表示，60周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工伤。

每一个劳动者都面临着老去的未来，他们老有何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为什么劳动者一生的工作时间没有缩短，反而要在老年继续面临辛苦的工作？2023年，这些严峻的问号依旧盘旋。

八、残障劳动者：值得被更真实地看见

12月17日，一条名为“为什么聋哑人打字语气很生硬”的话题冲上热搜。据称，听障劳动者在线上对话时的语气引起部分服务对象的不满，有博主站出来对此进行科普。在众多网友惊讶于聋人世界没有语气概念的同时，我们看到公众对残障人士的认知仍然匮乏。

中国的残障者总数超过8500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34%。其中，有1500万以上残障者生活在国家级贫困线以下，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2%以上。《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报告（2023）》显示，我国 16-59 岁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共有 1979万人。截至2022年底，全国城乡持证残障者就业人数达905.5万人。说明目前仍有 1000 多万名就业年龄段持证残障者未实现就业。如果将尚未办理残疾证的残障者算在内，未就业的残障者数量将会更多。

《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所统计的残障者就业形式按占比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包括从事农村种养加、灵活就业、按比例就业、个体就业、集中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辅助性就业。其中按比例就业的人数占比在近两年上升趋势明显，2021年较2012年增加了近 4 个百分点, 占比达 9. 28%。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是推动残疾人按比例就业人数及占比双双上涨的重要原因。按比例就业是指根据国家立法规定, 用人单位需要按照一定比例吸纳残障者就业。《残保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障者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在职职工总数的1.5%，否则就要缴纳相应标准的残保金。一直以来, 按比例就业被看作是保障残障者就业的有力手段。

2023年是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的关键年，方案设立的目标是要在三年内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障者就业100万人。早在7月份，就有媒体对这一目标的完成进度大加报道：截至6月30日，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2875人，农村新增就业204454人。2022年度中国新增残障者就业59.2万人；2023年上半年又新增了逾28万人，超额完成就业目标指日可待。

抛开华丽的数字，梳理2023年与残障劳动者相关的新闻报道，我们却发现了以下关键词：“虚假用工”，“残疾证挂靠”，“残保金”。2023年6月，江都宜陵一家企业雇佣了十多名残疾人，却并未提供正常用工关系，而是以“虚假用工”的方式免交了残保金。该企业停缴十多名残障员工医保长达11个月，导致患病残障员工医疗费用无法报销。2023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残疾证“挂靠”黑产：中介劳务公司与企业合作，企业虚假挂靠残疾证，在付给残疾人较少的工资支出后，即可减免数额较大的残保金。而处于灰产链条最底层的残障人士，经过层层克扣，只能拿到最微薄的薪资以及随时可能停缴的社保。有媒体分析，随着残保金的征缴力度及征缴数额增大，再加上近年的经济下行，越来越多企业想要免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一环扣一环的利益链条，组成了残疾人就业数据的虚假新增。

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同时也提醒我们，残障者仍然很容易成为竞争性就业体制中的边缘群体。ta们往往被视为被“给予”工作机会的客体，而不是“提供”有价值劳动的主体。2023年全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达到31843人，创历年新高。与健全大学生相比，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面临多重阻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针对残障群体的就业歧视。2月份，有媒体报道，一位具有大专学历的言语三级残疾人应聘普工岗位时，因说话不利索而遭到拒绝。当遭遇就业歧视时，很多残障者只能无奈接受这种系统性的排斥。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1月，因肢体残障遭公司拒绝入职的李文光，历经2年诉讼后终获胜诉。这成为全国首个残障就业歧视胜诉案例。

事实上，残障者并非不具备能力，而是能力被排除在非残障者所构建的主流就业市场之外。诸多关注残障劳动者的人类学研究都提到，残障专业知识（Disability expertise）能为促进工作场所组织和技术变革带来大量启示。例如一些残疾理论家和倡导者使用“跛行时间”（crip time）一词来描述残疾人与时间的独特关系。它表示在完成同一项任务上，一个人需要额外的时间以及个人化的时间安排，因而应该以尊重差异和民主协商的原则来进行集体协作。工作日朝九晚五的规范时间是具有排他性的。

另外，仍然需要警惕官方和主流媒体将促进就业尤其是融合就业作为唯一宣传重点的偏颇之处。在残障人士“通过融合就业”实现“自立自强”的话语之下，主流社会强化了只有通过参与市场就业才能获得较为体面的生活的工作意识形态，也排斥了劳动本身所具有的康复、社交、寻求乐趣等多样性目的以及志愿劳动、家务劳动等非市场性劳动形态所具有的价值。

在一项有关残障社工机构日常运作和大型电子厂流水线的田野调查中，研究者看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劳动组织模式：工疗站为残障者提供基于医学评价体系的疗愈劳动；电子厂则将听障工人培育成标准化的生产机器。但在工疗站管理者看来，提供这种简单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将来能够让残障者进入更加正式的就业市场。尽管残障劳动者为工疗站和电子厂两种不同的工作场所提供了情绪价值和劳动价值，但却依然被视为劳动的客体而非主体，镶嵌在旧有的劳动形态和体制中。残障活动家苏努拉·泰勒（Sunaura Taylor）干脆主张自己不参与“正式”工作的权利。她认为，在资本主义和企业经济体系中，难以找到个人热衷的工作形式。因此，她远离了残障人士就业的行列，而是选择站在残障权利抗争的核心。非残障者的工作霸权也使得ta们在政策制定和社会关切中，没有做到充分倾听残障人士的多样需求和个体差异，从而陷入了促进就业与提供社会保障福利的虚假二元对立之中。

九、海外劳动者：骗局重重，强迫依旧

据商务部数据，截止到2023年6月末，中国政府记录在册的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为56万人。而民间劳工机构的调查研究显示，大比例的受访海外劳工没有合法工作签证。这意味着官方数字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切海外工人权益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Gunbuster Nickel Industry

随着中资企业在海外清洁能源行业投资深化，新能源行业劳权问题在2023年愈发突出。以印尼为例，随着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国海外资本大规模在印尼投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进驻镍矿开采及其下游生产设施。数据显示，中资掌控了印尼一半以上的镍生产。海外工人面临着陌生的语言、文化、法律环境以及匮乏的社会支持，更难保障自己的权益。2023年1月，一场以工伤事故为起因的印尼本地工人罢工行动在公司Gunbuster Nickel Industry的分立行为下升级为暴力冲突，造成一名中国工人死亡；3月，三名中国工人在中资煤矿PT Sumber Daya Energi的一条煤矿隧道中身亡，疑似煤气中毒；12月，青山莫罗瓦利工业园发生爆炸，造成19人死亡，成为海外中国镍企最大的一起爆炸事故。仅在事故一周后，同园区又发生一起事故，让一名印尼工人丧命，但由于公司信息封锁尚不清楚事故原因。

2023年12月发布的在印尼中国工人报告指出，中国工人们面临着系统性的强迫劳动。这些违法行为包括扣留护照、扣发工资、工作场所安全保护差、缺乏工作许可、行动限制等。统计显示五年内起码有13名中国工人因工作事故死亡，另有10名中国工人疑似自杀。深度调查进一步发现，引起工人死亡的事故包括冶炼炉爆炸、高空坠落、传送带卷夹等。中苏拉威西省环境论坛的记录显示，没有一家公司因致命的工伤事故受到政府的严厉制裁。这些劳权损害事件和维权新闻表明，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国家经济发展举措中，中国海外劳工正在付出沉重代价。

在这些沉重的劳工悲剧之外，也有可能为海外劳工带来法律保护的国际措施正在推进。12月14日，欧盟委员会、议会和理事会就欧盟供应链新法达成非正式共识。根据新法《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Directive, CSDDD），无论是直接或间接供应商，企业被要求在整条供应链上履行人权和环境责任，杜绝包括劳动权利侵犯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这意味着，企业需对自身以及整条供应链进行尽职调查。新法将对欧盟内约13000家大型公司强制执行，包括总部位于其它地方但在欧盟有重要业务的公司。

另外随着电影《孤注一掷》的上映和中科院博士被拐至缅甸诈骗园区的事件报道，缅柬电信网络诈骗产业链再次引起各界关注。在系列报道中，被救回国的博士表示自己因找海外工作机会而被骗，随后被剥夺手机和证件，与外界失去联系，也无法逃离诈骗园区。相关报道还揭露了诈骗团伙的内部运作、招聘过程、员工培训、工作安排和诈骗套路。受害者和诈骗参与者被灌输“有钱才会被尊重”的价值观，并被鼓励在园区里花光收入。而未完成任务者还会被实施体罚。对此，中泰缅老四国的警方展开合作打击赌诈集团的联合行动。但据称仍有类似诈骗园区未停止运作。

2023年也有一个另类的海外劳工群体——海外主播走入了公众视野。许多中国主播选择到非洲直播谋生，满足网民的猎奇心态以赚取流量，实现流量变现。主播的海外定居依赖老乡和熟人网络，并呈现出群聚性，如居住在专门针对华人开设的廉价旅馆。但主播之间存在内容与流量竞争，当地的华人网络并未呈现出高度团结的社会网络。主播与平台之间的劳务关系松散模糊，则导致主播身份更为边缘，劳动和人身安全缺乏法律保障。2023年，主播“小涛在非洲”在埃塞俄比亚遇害，杀害小涛的犯罪嫌疑人同样持中国护照。在因为直播而死去的主播悲剧中，海外主播得到的关注少，关于猎奇流量导向的“非道德经济”、获利直播平台是否需要为主播身亡意外负责的讨论仍然微弱。

十、​​劳动者行动：维权进行时

2023年，中国劳工通讯地图共录得超过一千一百次集体行动，其中十月和十一月的行动都达到了两百件以上。和往年一样，罢工发生最多的是拖欠工资成疾的建筑施工业，占总体罢工过半，其次为制造业、服务业和交通物流业。引发工人集体行动的主因多为薪资问题，包括欠薪欠补贴、降薪、解聘欠赔偿、欠养老金、社保欠缴等，但也出现个别由于编制未兑现、超时工作、职业歧视而引发的维权行动。

2023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搬厂关厂潮，然而许多工厂却并没有妥善解决劳动者失业赔偿的问题，导致工人罢工维权，典型事件从3月深圳宝安西乡玩具厂罢工、6月河北唐山德龙钢铁关停后失业工人抗议，到10月深圳艾礼富电子厂工人要求工厂给予补偿并补交拖欠的社保和公积金的罢工抗议，再到11月扬州宝亿制鞋厂停业跑路到印尼而千名劳工未获补偿引发的罢工抗议。多家科技公司同样出现裁员潮但同时明确了赔偿政策。与之相比，被关厂潮影响的生产工人未能得到法律、政策和舆论的同等保护。

此外，欠薪之痛蔓延到多个行业，影响了很多给民众提供必要服务的关键劳动者，包括医务人员、教师、邮政工人、环卫工等等。5月武汉的医护人员在江汉区卫健委抗议，要求“还我抗疫血汗钱”“还我编制”。6月，莆田市涵江医院数百名医护人员在门诊大楼集体拉横幅维权，表示已经三个月没有发绩效了，只收到基本工资。3月，江西景德镇市乐平市教师抗议要求补发绩效工资并要求与景德镇市区的教师同工同酬。5月，河北大名县金池中学教师因工资拖欠而罢工。同月河南三门峡市有34名年轻教师公开发布声明，要求当地教育局给他们解决承诺的编制和工资等待遇问题，否则用“绝食”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市政员工和针对地方机构的劳动者抗议也有多起，包括哈尔滨市中国邮政工人因欠薪和降薪引发的抗议，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隰县分局31名在岗职工的集体罢工，广东汕头陈厝合片区环卫工人因三个月工资拖欠而采取的罢工，一百多个出租车司机在河南省汝州市门前对市政府2018年以来出租车燃油补贴停发的抗议。另外也有沈阳铁路局94、95年被违规内退的约280名退休职工在5月集体维权。因为至今没有办理正式退休手续，这些退休工人只能每月领取生活费。

尽管超时加班已成多行业常态，但仍有劳动者通过多种方法拒绝加班、抵制加班文化。9月，抖音上掀起了一场“实名支持8小时工作制”行动，众多工人劳动者手持身份证宣布自己实名制支持8小时工作制，反对12小时工作制，获得不少关注。7月，武汉张某称自己24小时待命工作，微信加班严重干扰休息，起诉了所在团购公司。武汉洪山区法院最终判决公司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5000元。另外在7月有一段某设计院女领导“孙主任”与男下属发生争执的录音在网上被曝光并被广泛传播。录音中，员工表示自己明后天休息，拒绝无偿加班，被领导以“不想干就辞职”驳回。提出《劳动法》要求给加班费后，员工被该领导以降薪威胁。希望新的一年里劳动者们能够在集体互助中更加坚定地拒绝加班，早日实现“打工人帮助打工人”。

透过媒体报道，我们了解到的多数抗议行动停留在维权劳动者内部，行动结果公众不得而知，但同样存在广受关注并得到社会支持、取得成功的行动，比如4月的汕尾美团骑手罢工（详见本文第五部分）。

十一、劳动者文化：打工人的长衫在脱穿之间

2023年初，“人矿”一词短暂冲上微博热搜榜。作为一个新词，“人矿”暗喻当下的社会系统把人当成没有感情的矿产资源，即“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住20年医院，从生下来就被作为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网络论坛上有人指出，保持“人力”这种原材料的低成本，是东亚地区低端制造业产品力制胜的关键。当下的人矿已经被挖得不可再续，深度老龄化开始到来。

比起更富现实批判力的“人矿”，人们还是更习惯于自称“打工人”和“消费者”。但李佳琦直播事件似乎表明工薪阶层工资增长停滞所带来的消费乏力已经影响到直播销售环节。2023年9月10日下午，在李佳琦带货某款眉笔时，直播间有网友评论“✖️✖️✖️眉笔越来越贵了”。李佳琦当即表示，“哪里贵了，国货很难的”，随后更是提醒观众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由此引起舆论激烈反弹。这位出身草根、在自己身上实现了个人奋斗神话的时代幸运儿，与那些正面临经济下行现实的猪猪女孩们不再有共情的基础。原本以锻造后现代消费者主体为已任的网络销售直播间转眼间讽刺性地成为打工人阶级意识凝聚的空间和情感宣泄的阀门。

12月份发生的某网络销售企业主播董宇辉小作文风波的解决，则被许多人视为打工人帮打工人走出困境干翻CEO的一场胜仗。在很多人心中，董宇辉是学历不高的普通农村打工人通过努力实现职业转型和职场跃升这套叙事的成功代表。而在阶级固化越发明显的当下，，董宇辉拼下业绩却遭遇公司背刺的经历，使得他本人成为职场雇员完美的心理投射对象。惹怒打工人的下场是短短5天内东方甄选掉粉近30万。而在打工人的帮助下，直到董宇辉复播，东方甄选才实现粉丝回流，股价上涨21.33%。吊诡的是，所谓打工人“互助”仍然是以粉丝消费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打工人”对董宇辉的支持丝滑地汇入了直播间的粉丝经济，使得董宇辉本人顺利进入到了管理层。董宇辉的飞升只是巩固了劳动等级秩序，而对于改善打工人普遍的劳动环境无益。

打工人打工难，年轻人就业也难。他们用“当代孔乙己”、“脱掉长衫”等词语来描述和应对自己遇到的就业困境。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家长老师耳提面命要为之努力的那种体面白领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脱下长衫”也就意味着放低就业期待。为了“脱下长衫”，2022年末，一个叫“轻体力活探索联盟”的豆瓣小组悄悄诞生。一群厌倦了白领生活，想靠着轻体力活过上开心生活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畅想逃离格子间惨白灯光，靠双手生活。然而，2023年4月，一个自称某211硕士的用户在豆瓣上发言，表示自己用高中学历去体验了盒马分拣员和蜜雪冰城店员的轻体力工作，却都坚持不了一周。这些工作要面临的严苛管理制度和冷酷人际关系令他萌生退意。尽管如此，“脱下长衫”的风潮确实反映了劳动者希望打破僵化劳动分工的愿望。不过显然这样的愿望在现有的劳动秩序下是很难广泛实现的。2023年10月31日万圣节，打工人的苦闷抒发从线上腾挪到线下。大量年轻人化妆在上海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等热门地段游玩。一名女子在路上抱着电脑，面容憔悴，cosplay一名悲惨的打工人。还有群众扮成加班至死的设计院和互联网民工。在万圣节扮演不人不鬼的自己。这种自嘲与创意，才让人感到大家都是鲜活的个体，可以短暂地从工作的异化中解脱出来。祝愿劳动者在新的一年里创造出更多联结和欢乐的节日，体会到更多自由和解放。

除此以外，反映劳动者生活的一系列文艺作品也纷纷与公众见面。王兵执导的纪录片《青春》于2023 年５月18日在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影片记录了在浙江织里镇工厂里劳动的年轻人的青春。导演把镜头对准生产领域年轻劳动者的青春岁月，使我们得以看到消费主义之外对青春的表达。2023年3月，外卖员王计兵出版第一本诗集《赶时间的人》；同月，胡安焉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而在《我的母亲做保洁》中，作者真实记录了52岁的母亲从陕南农村来深圳务工，想为自己“扫”出一份养老钱的经历。书中绝大多数素材源于保洁母亲的口述，母亲千辛万苦供女儿读书，却发现办公室的工作也并不尽如人意，母女俩反而因为同在深圳打工的经历而互相理解，命运与共。

在互联网打工人文化和劳动者出版物继续发展的同时，对打工人进行文化支持的线下机构进一步走向衰落。2023年5月，建馆满15年的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宣布因拆迁而无限期关闭。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座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公益博物馆，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打工者群体的复杂经历，它的兴衰也成了时代变迁中的一处注脚。不久，打工人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网站上线，线上还原了博物馆先前展览的内容。根据网站创建成员的透露，目前网站还在更新中。从2009年运营至今的苏州星星家园（苏州工友家园）也宣布在劳动节当天关闭。星星家园曾为当地农民工群体长期举办读书会、电影放映、戏剧排演、音乐会等各类文艺公共活动，同时也提供工伤法律咨询和援助、看护流动儿童等服务。在愈发逼仄的环境下，如何为工人群体提供线下支持服务，仍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