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准备好的二号工人：中国游戏平台劳工的性别化劳动制度

导读

性别、平台、游戏和劳动，这四个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领域在作者的深刻分析中交汇，形成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视角，生动地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这种交织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也让我们意识到，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性别问题和劳动问题并没有因技术的普及而迎刃而解。相反，旧有的问题在新兴领域中不断侵袭，甚至愈演愈烈。

回顾邱林川2013年出版的著作《信息时代的信息工厂》，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当时就已被洞察的问题，如新时代的“玩工”（playbor）、性别不平衡的网吧环境以及对技术的性别刻板印象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值得我们关注，更应促使我们思考如何采取行动，以实现实质性的改变。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要义。

然而，游戏行业的性别现状仅仅是冰山一角。在平台时代，数字劳动者的领域更加广泛，部分劳动甚至变得更加不可见。在作者所描述的现状中，打破那层看似中立的“游戏规则”不仅需要对现状进行批判，更需要思考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并对未来保持警惕。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技术与性别、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推动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数字社会环境。只有通过深入的反思与积极的行动，我们才能为实现性别平等和劳动者权益的保障铺平道路。

关键词：性别劳动、游戏陪玩、情感劳动、电子游戏

译者：Hedan Pian

校对：Kobayashi

正文

原文：“Ready worker two”: Gendered labor regime of platform-based game work in China

作者：Meng yang Zhao

发表：2024年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游戏平台劳工的性别化劳动制度。游戏陪玩经济是一个新兴的远程平台经济，可以连接需要娱乐或游戏陪玩的消费者和工作者。文章揭示了线下的传统性别分工正在持续地影响并巩固其在线上游戏工作中的性别规则。此举正在将女性引入面临极为现实的劳动力贬值并且以服务业为主的工作轨道。除了阻碍女性从有利可图的游戏服务提供中获利的明显障碍之外，她们边缘化的地位还与基于团队的竞技游戏中游戏资本的缺乏有关，这种游戏资本经常被误解为“游戏技术”。即便是表面上中立的政策，也具有明显的性别指向。因为游戏平台对于相关政策保持谨小慎微，从而有意策略性地降低了女性游戏工作者的数量和支持力度。通过阐明女性在游戏服务供应链中被文化、社会和算法等多种方式边缘化的过程，此研究丰富了关于平台劳动力中歧视的交叉性方面的文献。

「为什么会有人点男性陪玩呢？」当被问及为什么从未尝试过「游戏陪玩」这种可以有偿和客户一起玩网络游戏的新兴游戏云端工作时，陪玩工作者Ryan如此回答道。尽管女性玩家数量在全球电子游戏领域中日益增长，尤其是在以在线竞技游戏为主流的中国，但过去十年见证了一种新的不稳定的劳动的性别体制的形成。这不仅加剧了全球平台劳动者中的性别分化，也挑战了传统以男性为主导的电子游戏行业。

这项研究源自对中国的平台游戏服务工作进行为期多年的民族志研究（Zhao，2023），涵盖了从直播游戏、付费提升到游戏伴侣等广泛的在线游戏服务，将客户的需求与提供娱乐或游戏辅助的工作者相匹配。在过去十年里，这些平台中介的游戏服务已经吸引了超过700万中国工人参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面临就业市场歧视的工人阶级女性。这并非仅是游戏界的一个小众工作，平台游戏玩工已成为中国电子游戏行业的一个标志，并在全球市场上稳步增长。

这个蓬勃发展的游戏领域劳动的商品化带来了一系列实证性难题和矛盾，这些问题还没有被游戏研究、女性研究或平台经济研究充分解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游戏竞争领域中女性玩家的增加，基于性别的分化也在加剧，女性在平台游戏工作中的影响力也在进一步巩固。本文记录了女性平台工作者在整个游戏服务供应链中如何在文化、社会和算法层面受到不利影响。最终，这个行业中的女性变得更加非正式、不被关注和脆弱。

这项研究丰富了日益增长的关于平台劳动力群体交叉性的文献（Christin and Lu，2023;Kneese et al.，2022; Milkman et al.，2021），其中特别关注了远程工作者。虽然常规平台经济的研究倾向于争取为平台工人争取与正式员工等同的法律保护（Adams et al.，2018; Xiao，2019），但本研究警示这种单一的法律途径可能会孤立疏离大量被主流平台排斥的零工，而这些人可能连公众都不认为是拥有劳工权利的真正工人。

超越游戏开发和常规平台云端工作的性别化劳动

性别问题是游戏行业中不可避免的，从灵感元素提取、游戏开发到商品化的整个过程中，都含有着性别偏见以及异性恋霸权化的问题，这一点从Gamergate事件到Activision Blizzard丑闻可见一斑（Mortensen，2018）。这种性别动态也体现在玩家社区的结构中。尽管全球女性游戏玩家的数量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但她们因为游戏时间更少且更分散（Shen et al.，2016），并倾向于选择被视为较不具竞争性且更符合女性特质的游戏类型（Cummings，2018），从而较少女性玩家将自己认定为典型的"忠诚玩家"（Chess，2017; Stone，2019）。

虽然大量研究都集中在女性游戏玩家或游戏开发人员身上，但人们却忽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交叉领域——游戏技能和虚拟关系正被大量商品化和平台化。过去关于无薪工作中”社区游戏内容创作者（例如游戏mod的制作者）——玩工"（playbors）的讨论，打破了游戏消费者和制作者之间的二元对立（Dyer-Witheford and Peuter，2009; Zhang and Fung，2014），但仍缺乏对参与生产性游戏的工人劳动状况进行系统和交叉性调查。游戏玩工，比如参与游戏修改的玩家，主要将自己认定为业余爱好者，他们自愿投入为游戏的劳动。直到近些年，才有少数人开始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货币化（Walsdorff，2022）。然而，一大批游戏服务人员对自己的工人身份有了强烈的认知。对这部分人来说，与游戏相关的收入不再仅仅是生活补充，而是演变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对电子游戏服务工作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是有限的，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者们已经就游戏直播中的性别和性取向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揭示了直播工作者者的性别化表演、基于性别的骚扰，以及直播幕后的劳动（Ruberg，2021; Ruberg and Brewer，2022; Ruberg et al.，2019; Tran，2022）。直播工作的兴起证明极大数量的女性化的情感劳动和沟通劳动已经成为游戏娱乐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本研究力图通过三种新颖的方法深化这些讨论。首先，它通过对当前是世界最成熟和最多样化游戏平台领域的中国电子游戏市场进行深入调查，丰富了平台游戏劳动的范畴。具有多样形式的游戏服务劳动，以及游戏领域各类活动（如角色升级、地图解锁、武器交易和账号租赁）相关的不同程度的女性化和男性化，为检验性别劳动分工的巩固或解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它并非仅分析特定游戏领域中的少数性别群体，而是广泛考察女性游戏劳动的生产和价值化，需要采用比以往研究更为广泛的视角。最关键的是，它揭示了将特定游戏劳动的女性化转化为明显的劳动市场劣势的多重交织机制。它有效地将女性工人的边缘化与通常在游戏研究中未被考虑的社会因素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揭示平台游戏工作的性别劳动机制将有助于新兴的远程平台工作或云端工作的批评性研究（Graham and Ferrari，2022）。据估计，全球有多达7000万工人加入了提供远程平台工作的雇佣平台（Wood et al.，2019）。一项跨国研究表明，与地域局限性工作或线下零工劳动相比，远程零工工人更易过度劳动，并且由于相对客户的结构性权力较弱而经历更多的睡眠不足并过度劳累的生活（Wood et al.，2019）。在「自动化最后一英哩」的悖论下，对人工智能的高需求可能会在未来产生更多类型的远程零工，以补充机器工作的不足（Posada，2022; Shestakofsky，2017）。

全球化的云端工作也是一个性别化的领域。与打车和外卖等现场平台工作相比，云端工作由于准入门槛较低以及与女性所谓家庭照顾责任相一致，吸引了更高比例的女性工人（Gray and Suri，2019; Kneese et al.，2022）。例如，在线辅导对许多城郊女性择业倾向有着巨大吸引力（Lin，2021）。当下关于远程平台工作的研究常常通过数字自由职业（Demirel et al.，2021）或类似亚马逊机器人平台（Irani，2015）这样的微工作来审视研究。而平台游戏工作性质介于两者之间，融合了灵活的创业机遇和按需支付的系统。因此，将平台游戏工作纳入讨论，可以加强我们对平台经济中各种形式的云端工作如何影响性别政治的理解。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基于一个大型项目，分析了全球汉语语境下平台游戏工作的社会影响。该项目从2019年到2022年综合运用了纵向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档案研究。该项目已经获得了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豁免认证。

尽管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给出行和经济带来了影响，但笔者仍能够采取文化人类学家所称的「拼凑式民族志」（Fratini et al.，2022），在中国各地以及网络空间开展研究。笔者在2019年夏、2020年末以及2022年初三个时间段在七个城市展开了实地调查。笔者居住在上海的一个以零工工人为主要居民的社区，并将此地作为研究调查的基地，以便前往其他调查点。本研究的另一个关键实地调研地点是昆山市（临近上海的一座县级市）市内的一家大型网吧，该地有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社区。在整个研究中，笔者对92名处于游戏服务行业不同领域的受访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包括53名游戏服务工作者、13名资深玩家、11名游戏开发者和营销人员、8名来自游戏平台、工作室和协会的员工、3名游戏领域的记者、2名网吧管理员和2名策划工作者。在确保他们同意的基础上，笔者还确保所有游戏服务工作者在访谈过程中按其正常时薪得到补偿，以抵消任何潜在的收入损失。

笔者的分析也源自于对数十个数字游戏平台、电子游戏以及数百个与游戏相关的聊天群的虚拟民族志研究。笔者购买了一部中国安卓手机，下载了约100个本地游戏应用程序，其中许多应用程序在苹果商店都无法找到，这扩大了本研究的覆盖范围。三年来，笔者以资深玩家、视频博主和寻求游戏服务的客户的多重身份，进入到这些数字环境，并密切观察不断演化的平台架构和监管环境。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来发展理论框架并进行新一轮的实证调查，这种方法日益被游戏研究采用（Cote，2017）。编码过程使用了MAXQDA软件，发现性别是数据中所有方面都特别突出的元素。因此，后续分析结论是基于对访谈记录、现场笔记、照片和屏幕截图的广泛整理而得出的。

跨领域分工：「陪玩女」和「陪练男」

中国平台游戏工作的性别劳动机制在不同游戏类别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本文分析的三种游戏服务中，直播工作的性别参与度两性持平，而代练和陪玩则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失衡。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这两项领域工作中所涉及的情感需求。代练工作，即提升客户游戏账号等级，极少需要情感上的互动。相反，陪玩则需要大量的游戏内容本身之外的服务，而直播则介于两者之间。不过随着游戏之外的互动交流需求的增加，在直播中，女性参与度有明显上升，男性参与度则相应下降。

即使只是简单了解中国游戏行业，就能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发现大量关于游戏行业中性别相关的讨论。知乎上的一个帖子——对于女性从事陪练或陪玩哪项更赚钱的回答，揭示了平台游戏工作中性别分工的主导逻辑。其中13个回答中有9个劝说提问者从事「低技能」的陪伴工作，只要「会聊天」就能赚钱。甚至有一个回答用一句中文顺口溜总结了这种性别劳动分工:「女陪玩，男陪练，赚钱不用说；女陪练，男陪玩，一天就破产」（2021年3月现场笔记）。

在笔者接触的53名平台游戏工作者中，女性陪练只有两位，她们名叫小梅和小慈。她们都是独立工作，没有任何相关从业人员的支持。而在与两名男性工作者进行在线访谈时，引出了更具启示性的经历。当笔者刚与受访者交谈时，他们都中途打断笔者，问笔者是否计划从事陪玩工作，好像这是拥有「女性嗓音」的人的默认选择。

笔者所接触到的女性陪玩工作者，尤其是全职做陪玩工作的，都可以被称为「老司机」；在她们之中，只有一人是专门为了补贴生计而开始玩游戏，其他人都是从青春期就开始接触电子游戏。但即使是拥有高超游戏技术的女性，在社会压力下也倾向于从事直播和游戏陪玩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她们还被男性客户期望提供游戏以外的娱乐表演、心理安慰甚至性服务。那些不愿意顺从该性别规范的人则会因关注度越来越低而得到所谓的「惩罚」。JS在疫情初期失去了媒体工作后曾尝试过直播，但并未获得满意的收入:

我去年尝试过游戏直播，只打开了麦克风而没有露脸。直播得到的关注度和网络流量非常有限，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包装自己。我的男性朋友会建议我：「你必须需要至少稍微打扮一下，化好妆，用更柔和、更女孩子的语气说话，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男性观众……」我还观察过一些王者荣耀的直播。如果男性主播收到很多礼物，他们通常会说「我可以教你在游戏里上分」，但如果是女性主播，她们基本上会说「你可以加我的私人微信」，一些玩家甚至会要求主播发个人照片。（2021年10月访谈）

Sake从小学开始玩竞技类游戏和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尽管她游戏经验丰富，技术高超，但男性客户仍然把她当作「服务者」，有时甚至当作“心理治疗师”。由于心理咨询的价格比游戏陪玩的价格高得多，Sake觉得自己被这些客户利用了（采访，2020年5月）。

女性陪玩付出的高强度情感劳动，也反映在她们必须学会与来自不同背景的男性开展互动。这是互动服务行业的研究中反复描述的现象（Hanser，2008; Hoang，2015）。由于很难追回逃单造成的损失，因此，识别客户类型和识别不诚实客户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她们的收入。笔者接触的受访者会抱怨那些假装有钱却不付钱的男性客户。在她们看来，客户越是将财富作为炫耀自己男性气概的标志，他们就越可能负债累累，最终拒绝付款:

我很讨厌男顾客在我面前炫富。我曾经有一个客户自称做了数百万美元的生意，最后在服务结束时问我下次能不能给他打折。这些人只是想，「我不是也在陪你玩游戏吗？我们彼此都认识了，你为什么那么斤斤计较？」我作为提供服务的一方，不能发脾气，所以我不得不假装很高兴。（采访，2020年8月）

作为同时从事陪练以及陪玩工作的小慈，已经差不多放弃接待男性客户，因为他们屡次拖欠付款。

我的客户大多是女性，主要是因为男性喜欢「逃单」（不付款）。我遇到过很多不付款的人，当我要求付款时，他们就把我拉黑了。这种情况是没有维权渠道的，最多只能警告同行。比如，如果一个客户通过小红书联系我，但逃单了，我就会在平台上曝光他们的信息，给同行提醒。（采访，2022年4月）

对于另一位竞技游戏代练工作的小梅来说，尽管在日常工作中，赤裸裸的性别歧视是不常见的，但有许多人对她从事代练工作表示不理解，并试图劝她不要去做这个。为了减少与客户的直接互动，小梅更喜欢贩卖她所拥有的高分段游戏号，而不是提供定制化的代练服务，虽然这比常规代练赚的要少（采访，2021年10月）。

分化的领域：愈来愈阳刚的情感陪伴需要和正在女性化的代练

从娱乐陪玩到技术陪练

即使女性和男性最终都进入了同一个游戏行业，她们也会被分到所谓女性工作相关的特定工种中。过去5年里娱乐陪玩与技术陪练、纯陪玩与游戏教学之间的分化，则展现了行业内不断产生的女性游戏工作。虽然这些都属于陪玩，但娱乐陪玩与技术陪练的侧重点却是不同的。娱乐陪玩的主要负责在游戏过程中调动气氛；技术陪练负责的是通过团队作战帮助客户在游戏中获得更好的成绩，这需要从业者有着更高的游戏技能。

这种娱乐陪玩与技术陪练之间的二元划分，继承于更为成熟的游戏直播领域。游戏娱乐主播一般一边玩游戏一边聊天，而游戏技术主播则主要在玩游戏时提供游戏技术上的讲解。尽管前者以女性为主，后者以男性为主，但这种划分也一直在被打破。例如，我曾遇到过一位女游戏技术主播，她同一位男性娱乐性主播都作为成功案例受到用户体验研究员的称赞。在中国当地新闻中搜索，你也能找到很多关于女游戏技术主播崛起的正面报道，文章普遍称赞她们打破了性别的刻板印象。

但在游戏陪玩的行业里，娱乐与技术两者分工的二元性别预设被显著强化。娱乐陪玩被多数游戏玩家视为纯粹的女性劳动，也正因如此，我从未见过自称是娱乐陪玩的男性。在我认识的14位做过陪玩的女性中，只有3位接过技术陪练订单。

在游戏工作室的招聘广告中，娱乐类陪玩和技术类陪玩也被严格分开。例如，在百度上的一家游戏工作室的招聘信息中，娱乐陪玩的时薪范围是35-50元，而技术陪玩的时薪则为60-120元，几乎是前者的两倍。尽管两种角色理论上对所有性别开放，但工作室明确表示不会雇佣男性娱乐陪玩。一位名为小柯的工作室负责人，在他的工作室实施了更加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对于单个娱乐陪玩订单，由一名男性员工负责游戏操作，而女性员工则负责所有沟通，两人合作伪装成一位女性陪玩。

这种性别分工也体现了娱乐陪玩人员的严苛工作标准，她们必须既要能够良好沟通，也要有着高超的游戏技术。女性陪玩人员往往还需要帮助客户完成心理辅导。否则，她们很容易被拒付工资并遭到差评。为了维持业绩，大多数陪玩人员，包括娱乐陪玩人员，都会花额外的时间练习游戏技术。

你得让自己的账号看起来有实力。毕竟很多人玩游戏就是为了提高成绩。你要一边玩一边分析理解游戏机制，在玩了几千盘游戏对局之后才能真正地精通这款游戏。我有时单排，有时和其他陪玩一起组排……但对于陪玩这个行业，我个人觉得男性更受欢迎，我觉得我的男陪玩比我挣得多。他们接到的订单更多，因为很多客户认为男性游戏技术更好。（2020年12月，迟晓访谈）

女陪玩Kiara曾在微信上愤怒地描述了这段紧张、没有回报、不愉快的工作经历：

做女陪玩，你要会唱歌、高情商、会聊天、游戏技术一流，还要你颜值高、声音甜。要把性骚扰当作家常便饭，习惯被男客户索要私照并听他们讲一些荤话。你要夸奖客户的游戏水平，让他们感觉自己很厉害，来维护他们的自尊。你不应该向老板索要他们未付的钱，这样他们会在平台上反诉你。你应该降低自己的时薪并提供一些优惠折扣。不然他们会拉黑你！这都是我在网上遇到的混蛋！（Kiara的帖子，2019年11月）

然而，娱乐陪玩的苛刻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被男性受访者所认可。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只有一名相关男性从业人员明确承认这一领域存在女性游戏高手。但大多数男性受访者都认为，虽然女陪玩玩的菜，但是只要她们能“聊天”，就能够从中赚到钱。

你想想，如果是女陪玩接单，她是不需要太好的游戏技巧的，因为毕竟一个男性找女陪玩，肯定不是为了赢。如果是想要上分的话，他为什么不找男陪练呢？（访谈对象，大风，2021年5月）

一些受访者指责该平台偏袒女性，对男性不公平。例如，Max认为女性陪玩具有天然优势，因为她们不太可能受到客户的辱骂（采访，2020年8月）。正在学习电子竞技管理且兼职陪练的Jiaoyi认为：

在大多数陪玩平台上，女陪玩就算玩的菜，也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很高的时薪……陪玩圈非常混乱，因为这个圈子主要由女陪玩主导。她们的圈子比较混乱，所以我们男陪练有自己独立的社交圈。（访谈，2020年5月）

绝大多数男陪练将自己视为技术工人，这种自我定位将陪玩劳动的等级制度合理化。例如，担任陪玩和陪练的阿文忽视了劳动背景的重要性，声称他作为技术陪练不需要在培养客户关系上付出额外的行动（访谈，2021年3月）。全职技术陪练者Hunter在得知一些男性对陪练工作态度犹豫不决时，坚持认为他只需要在游戏中表现出色，而不需要承担取悦客户的压力（访谈，2021年9月）。同样，文军表示，“只要你玩得好，你甚至不需要在陪练时打开麦克风交流”（访谈，2021年4月）。对于游戏陪练来说，不必做迎合客户的女性化情感劳动，是对他们硬核游戏专业知识的有力肯定。

需要补充的是，技术陪练的价格一般比较标准化，且周期性不强。但是对于娱乐陪练来说，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她们的收入普遍大幅缩水。由于情感互动难以量化，陪玩从业者KS提到，2020年以来，讨价还价的老板越来越多，她拿到的单价打了折扣，而客户要求却没有减少，她还是要「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访谈，2020年11月）。

「代肝」：一项正在加速女性化的工作

自2020年中国市场出现更多混合类型游戏以来，《原神》作为开放世界类游戏最突出的代表，传统的陪练行业也出现了女性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一种名为「代肝」的陪练劳动的流行度不断上升。与传统陪练的技术密集型游戏性质相反，「代肝」强调收集游戏素材、解锁地图或完成每日任务等繁重的重复性任务，需要长时间的游戏时长。「代肝」一词玩味了肝这一器官的双重含义，暗示代肝工作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并可能危害到肝脏健康，来完成游戏目标。

以《原神》为例，尽管开发商为玩家提供了应用内可购买的特权，但这款游戏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解锁地图、升级角色和武器。游戏内没有额外的交易系统，这意味着传统的内部金币交易方法（例如买卖游戏内装备）不可行。因此，许多渴望参与游戏但又没有时间升级账户的玩家会通过社交媒体寻找游戏代练从业者。

对多个职业领域（尤其是医疗保健行业）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发现，职场女性化（以行业中女性工人比例的增加来衡量）是工资贬值的最重要的预测因素之一（Levanon等人，2009年；Mandel，2013年；Winant，2021年）。代肝作为正在加速女性化的一项业务也不例外。代肝没有统一的价格，平均价格因时间和平台而异，但最大共同点是报酬极低，几乎是自我剥削。在2021年，每小时10元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不论平台、工人性别或游戏经验等因素如何，每小时5元都是最常见的时薪。一些客户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免费代肝」，理由是工作者会从玩游戏中获得「精神上的奖励」，不需要额外金钱报酬。这种推理可以追溯到个人玩家自愿参与游戏公司产品修改和测试的做法（Kücklich，2005；Scholz，2012）。

讽刺的是，没有任何一名「代肝」工作者表示他们从这种劳动中获得过纯粹的乐趣。上海某职业学校的护理学生Pikachu抱怨，他最初想通过代肝赚点零用钱，但做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项工作几乎占用了他的所有空闲时间。现在他深感后悔，甚至取消了一些客户的订单（访谈，2021年10月）。

「代肝」的女性化也反映在劳动平台的隔离上。与主要代练平台相比，「代肝」从业者更倾向于聚集在闲鱼、豆瓣和小红书等非游戏网站，同时这些网站的女性用户比例也相对较高。平台女性占比越高，「代肝」的平均价格就越低。在我观察的平台中，女性用户占比90%的类Instagram平台小红书，代练价格最低。例如，对于解锁游戏地图这样的任务，小红书上从业者的平均单价比性别相对均衡的微博低5-6元。从事《光遇》这款游戏的女代肝Mushroom告诉笔者：

「微博上的代肝价格更高，是因为从一开始这个平台就是纯粹做交易用的。订单的单价是根据时间和精力成本计算的，然后从业者们参考彼此的价格来制定定价机制。而在小红书上，大家可能都是抱着赚点外快的想法，就没有统一标准，所以价格较低。小红书上也有更多的学生客户，他们无法消费高价代肝服务。此外，《光遇》这款游戏刚上线时，做代肝的很少，之后做代肝的人占玩家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代肝的价格就开始越来越便宜了。」（访谈，2022年4月）

Mushroom的观察凸显了另一个关键层面：代肝劳动是快速贬值的，就像季节性劳动力的起起落落一样。暑假通常意味着平台游戏订单价格的下滑，随着学生代肝进入零工经济市场，他们与全职工人争夺有限的客户群，导致代肝服务价格大幅下降（图1）。一旦假期结束，之前大幅下调的价格很少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因为客户已经习惯了这样低廉的价格。

Fish是一名从事原神游戏代肝业务的人。她分享了一个具有解释性的案例：当她最初开始为一个需要连续多天上线以获取某种稀有武器的任务提供代肝服务时，她在闲鱼上的报价是80元。然而，低价竞争对手的涌入很快将平均价格压低至50元。获取游戏中的普通物品（如木材）的代肝价格下降幅度更大，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二。当笔者在2022年初再次访问闲鱼以查看同一款武器的代肝价格时，中位报价进一步降至仅为40元。

游戏技术抑或是游戏资本？游戏劳动的女性化贬值

除了关于女性在平台游戏中角色的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之外，女性工作者的边缘化也与经常被误解的游戏技术有关。人们普遍认为，高超的游戏技术必然会提高游戏的胜率，但这对于基于团队的竞技游戏来说并不一定成立。尤其是在中国市场流行的游戏中，随着玩家胜率的攀升，游戏的重新平衡算法（elo机制）往往会让玩家与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的对手进行对抗，同时匹配到的队友越来越菜。这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尽管一个人的游戏技术很高，但他们必然会在对战中失败。

笔者采访的从业者与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都指出了单人参与的玩家或游戏术语中所指的「单排」玩家，往往在游戏的高段位竞技比赛中遭遇困难这一情况。有些玩家发现，他们会被匹配到「幽灵」账号——也就是平时不怎么玩玩家——从而导致出现4v5甚至3v5的失衡局面。因此，单排玩家经常遇到「获得MVP却遭受惨败」的挫败场景。因此，大多数技术类陪练和陪玩都需要一支可靠的「车队」，即由熟练的朋友或同事组成，能够一起在游戏组队以此规避算法匹配，提高胜率。

能否成功组建上分车队已成为区分不同性别工作者所拥有的游戏资本的关键因素。参与游戏上分陪练的男性通常可以通过各种同事聊天群来组建或加入上分车队。当他们接单时，就会从这些群里召集队友，那些同时接到订单的人也会加入车队来获得报酬。正如SC所讲的那样，他在寻找车队方面从未遇到过挑战：

不组队就去任务很影响效率，一个人打四个boss是不可能的。你刚是不是问我如何组队？有很多群聊和软件都可以用。比如可以用TT语音软件来组队，在软件里面发布房间号，符合我要求的就可以组队。我会让他们发游戏等级截图加上时间戳来确认身份；如果无法核实，我就把他们踢出去，再继续找新的。（采访，2021年12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性陪玩经常表示，确保拥有一支可靠的车队对她们来说是一项挑战。在获取游戏资本上的障碍直接影响到了她们对游戏服务工作的选择。Mushroom告诉笔者，她在《王者荣耀》中有着很不错的战绩，但在目睹了太多男性玩家骚扰和咒骂队友后，她决定不再成为一名竞技陪练。相反，她更愿意专注于自己可以独自完成的代练任务，以满足那些没有时间肝游戏的学生客户的需求：

对我个人来说，在像《王者荣耀》这样的竞技游戏中，上分不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更重要是你能匹配到怎样的队友。如果我自己单排，没有「车队」支持，要冲到高段位是非常困难的事。为了对客户负责，我就不会选择这样的游戏来接单。

游戏社区的社交网络性质凸显了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一点在我的访谈过程中得到证实。12名男性零工游戏工作者是由我的游戏玩家朋友或其他零工工作者介绍给我的。例如，我第一次遇到江苏常州的陪练Xuejun，他很快就邀请了另一位陪练Junyi和主播兼Justin。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里聊了整个下午，他们三人经常在城里闲逛，并且经常互相串门。然而，女性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很少，只有五人是通过相互介绍认识的，且她们彼此都不熟。

男性从业者之间的线上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样的关系有助于更快地建立起业界声誉，以此转化为更高的收入。例如，Hunter就认识几位免费为他推广的游戏主播。这种曝光率让他的订单源源不断。同样，另一位拳击教练兼职竞技陪练Ryan，尽管缺乏线下人脉，但多年来在该行业中培养了一个广泛的线上人脉，这足以让他获得稳定的收入。

作为Dota老玩家的Tien，揭示了这种性别差异的另一面。她认为，女性在日常社交互动中接触游戏讨论的机会有限，这也影响了她们积累游戏资本的机会。类似「你玩Dota吗?」的游戏话题，除非在电竞俱乐部等特定场合，否则很少出现在女性之间。Tien在大学参与的电竞社团是一个例外，那里她主要与男性成员互动。但毕业后，这种讨论就逐步减少了。在我的访谈中，仅有3名女性受访者表示在她们的社交圈中有游戏爱好者。其中，只有一人在旅行期间有机会利用男性朋友的帮助完成陪练工作。

在我遇到的几个以男性为主的环境中，竞技游戏经常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这不经意地强化了在平台游戏工作环境中许多工薪阶层男性的工作身份认同。例如，在Ryan所在的拳击馆，他周围的人都是20多岁的男性教练，网络游戏便是一个经常出现在闲聊当中的话题。我看到Ryan经常讨论他的游戏爱好和他要处理的陪练订单。有一次，一位教练跟Ryan开玩笑说要帮他先处理完陪练订单，再去上拳击课。

除了工作场所的互动，网吧接单的自由度也高度体现了性别差异。在我的受访者中，有7名男性从业者定期在网吧接单或直播游戏。相比之下，所有女性从业者都将游戏工作限制在家庭或宿舍等私人空间内。一些女性从业者表示远程工作环境使是她们感到孤独。例如，Ann发现自己陷入了在家工作的循环中，面临着线下互动的减少，以及职业选择的受限。Xunzi对这种感受也有类似的共鸣。尽管住在南京繁华的市中心，但她已经记不起上次去吃饭或逛街是什么时候了。然而，她的男朋友M（也是一名游戏陪玩），则经常去楼下的网吧上网和接单。

在笔者进行参与式观察的一家全年无休的网吧里，我只遇到5名女性，其中两人是网吧前台和她未成年的女儿，另外两人是来打印材料的工厂工人，只有一人在网吧里玩游戏。当笔者协助送餐和管理付款时，前来网吧消费的人经常对笔者的出现感到惊讶。性别差异还延伸到了卫生间的使用上。两间按性别区分的卫生间经常都被男性占据，从地板上散落的烟蒂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就连提供折扣的网吧会员群体也充满了性别歧视的幽默。女网管接待员曾抗议针对她的不当笑话，但遭到忽视。网吧雇佣女网管，表面上是为了吸引更多男性会员，但这进一步凸显了性别变化的影响（图2）。这种普遍的暗含性别歧视的排斥环境，实际上阻碍了女性玩家和女陪练利用线下空间来获得自己的游戏资本。（田野笔记，2021年9月至12月）

游戏陪玩工作中的性别打压

2021年9月，中国当局对游戏陪玩领域进行了过去5年以来最严厉的整治。有7个陪玩平台被从主流的应用商店下架，直到2022年中才重新上架。在几乎每一轮对陪玩行业的打压中，官方解释都是为了「扫黄打非」，这是世纪之交以来针对群众小规模犯罪的常见罪名。

在中国，色情行业是被严格禁止的，因此长期以来都是在地下运作的，大多数依靠向地方当局缴纳保护费来获得所谓的保护。平台经济在许多国家为性工作者扩充收入来源形式提供了便利（Rand，2019；Selena the Stripper，2021；Swords等，2023），中国也不例外。游戏服务业可以成为色情行业的掩护，因为游戏平台大多具有语音聊天功能，工作者可以在算法匹配后进行私人色情语音。根据我对在线陪游聊天群的观察，组织陪玩工作者的小老板也会使用「非绿色订单」等代号来招揽生意。由于电子游戏常与青少年成瘾问题联系在一起，政府对游戏陪玩的打压也很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除了行业协会成员外，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政府对游戏陪玩的打击是合理的。

笔者采访的大多数男性持有这样的印象，即大量女性陪玩从事着性交易行为，他们普遍使「乱」这个词来描述陪玩行业，这加剧了人们对性工作和娱乐陪玩的双重污名化。将游戏陪玩视为性工作的伪装，使女性从业者在进行游戏陪玩工作时受到性骚扰的概率增加。我采访的每一名女性陪玩都有过遭受男性客户言语羞辱的经历。然而，平台为了吸引用户，往往站在客户一边。例如，Dory与一位持续不当行为的客户发生冲突，导致她的账户在被举报后被迅速封号（采访，2020年9月）。Sake也曾向平台举报过一名试图寻求「线下服务」的男客户。举报一开始是有效的，但不久那个人「花50元块解封了封号，又回来了」（2020年5月访谈）。这些事件强化了一些男性从业者所持有的错误观点，即从事此类工作的女性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来应对骚扰。这种双重耻辱导致许多女性对陪玩工作讳莫如深，当她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她们将进一步被孤立。

对游戏陪玩的打压及其导致的平台应对举措使从业者性别对这一行业的影响更加明显。尽管主要平台的关闭并不意味着陪玩行业就此关停，但确实推动了该行业向非正规化转变。虽然女性在游戏平台之外有许多获得收入的渠道，但由于她们的社会资本较低以及持续的性骚扰威胁，在非正规的游戏市场中反而更加易受到伤害。例如，池池认为「比心陪玩」这一平台的转型对她的收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迫使她寻找其他收入来源（2021年9月访谈）。当主要陪玩平台被关停的那天，我正在网吧观察一名男性工人在接陪玩订单。由于他从未在平台接过单，所以我焦急地向他宣布这一消息时，他表现得非常淡定。

此外，比心陪玩在国家整治后对业务进行转型，其中的转变突出了其对女性陪玩工作者的内在偏见。2020年，比心陪玩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专业电竞服务供应商。当他们将平台名称从「比心陪玩」改为「比心教练」时，这种转变更加明显。为了巩固这种形象，比心平台在2021年8月推出了「电竞降落伞」计划。这个项目面向现役和退役电竞运动员，此项目普遍声称是为了让这些专业人士在退役后有更多元的发展机会。

2015年之后，中国女性电竞赛事呈现井喷态势。然而，由于观众兴趣和资金支持不足，这些赛事寿命很短，仅持续了几年（Yang，2021年）。截止到2021年，中国仅只剩下一支女性电竞队，且也走向了娱乐化。因此，在比心平台上能看到的都是年轻男运动员。

此外，这些电竞运动员与平台上的其他工作者被划分在了不同的流量领域。他们受益于算法的提升，在推送上更占优势，从而掩盖了以女性为主的娱乐类陪玩。在那次整改后，比心平台似乎进一步降低了娱乐陪玩部分的优先级，而将男性电子竞技玩家置于最前沿（图3）。

在比心整改后，笔者有幸采访了前电子竞技运动员小嘉。小嘉是一支电子竞技战队的全职教练，他已经在平台接单超过4年了。他表示此次整改对他的影响很少。此外，他坦率地承认，比心平台一直在为专业选手提供更好的推广机会：

电竞选手板块上线已经很久了，但直到最近平台才开始强调要提升选手的曝光度，所以我也推荐了我的前队友来报名。我觉得比心也在用陪玩的专业化来应对监管的压力。有了电竞选手的头衔，接单就变得容易多了，我能明显感觉到订单数量在增加。（采访，2021年9月）

小嘉的回答真实地展现了平台如何利用零工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歧。在外部监管压力下，平台战略性地将资源投入到更多游戏资本的一方，将他们视为值得掌握和展示的资产。相反，以女性为主的娱乐类陪玩，成为被抛弃的群体，被边缘化到更不可见、更脆弱的空间。

结论：从「准备好的二号玩家」到「准备好的二号工人」

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女性作为平台游戏工作者，被多重边缘化的过程。这反映在游戏劳动分工中，女性的工作角色被长期反复的困在刻板印象中，例如以娱乐为中心的游戏陪伴，以及与高技术男性劳动者相对比的低技术、重复性采集任务。

与强烈的排斥性话语不同，平台游戏女性工作者的处境也与"游戏技能"这一表面中性的术语紧密相关，这一术语背后隐含了社会资本。缺乏培训机会和游戏资本，进一步阻碍了女性发展的空间。由于没有线下人际关系的缓冲，女性玩家经常面对充斥着厌女症和性骚扰的网络空间。因此，即使是技术最高超的女性玩家也经常选择独自接单，导致收入减少，从而加深了该行业的性别差距。

即使表面上中性的政策，也可能对男性和女性造成不同的影响。为应对中国政府在2021年下半年对陪玩平台的整治，游戏平台将面向电竞运动员的陪练服务作为重点业务，以避免被视为变相的性产业。这大大降低了女性陪玩在平台上提供服务的身影，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女性陪玩陪练的污名化。由于男性工作者对数字平台的依赖程度较低，这也使得女性在打击行动中承受了更高的经济成本。

受中国新一轮女权运动的启发，女性和不同性别认同的游戏玩家开始在数字空间中开辟自己的领域。这些自2020年以来崛起的新兴在线社区，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远离传统的游戏世界庇护所。在一些宽松的性别环境中，女性主动讨论喜欢的游戏，组建在线战队，或编写游戏攻略。不过，当女性想通过游戏挣钱时，她们仍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其原因之一是女性游戏工作者被认为无法仅凭「游戏技术」赚钱，如果她们通过玩游戏赚到可观的钱，那一定是出于别的原因，这是一种客观表象下的有争议的关系概念。Shira Chess （2017）使用「玩家二号」来指代女性玩家群体的设计身份，这是一个将休闲娱乐游戏编码为本质上女性行为的社会规训过程。在平台游戏服务中，也存在相似的机制，男性零工游戏工人被视为典型的技术工人。他们更容易找到游戏平台和工作室的信息，拥有更广泛的同行和社群支持网络，并且更深嵌于延伸社会资本的线下游戏空间。

然而，女性只是「工人二号」，是孤独的入侵者，是她们将游戏技术之外的技能带入热门的陪玩平台。她们的劳动更有可能被男性主导的客户视为容易贬值的东西，甚至是应该无偿提供的东西。女性平台游戏工作者被视为数字化的缝纫工和织布工，她们在家领取计“件”工资，是补充平台生产工人的次要劳动力。与网店店主、农村电子商务手工劳动者、时尚博主和众包工人类似，这些数字劳动者共同复兴了自19世纪以来女性化的手工劳动格局（Duffy，2017;Gray and Suri，2019; Guan，2020; Kneese et al.，2022; Lukács，2020; Zhang，2021）。

我讨论的这种性别规训并非仅存在于中国。自2019年以来，我在北美和亚洲其他地区所观察的十几个游戏平台也都表明这种性别规训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例如，在台湾，游戏陪玩被明确营销为「美女陪玩」。同样地，在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平台上，如PlayOne、Nicee和Seek，他们不仅在设计上复制了中国同行的关键功能和界面，还大量雇佣年轻女性提供额外的娱乐服务，如唱歌和聊天。马来西亚的第一家陪玩平台Seek在脸书上公开招募女性陪玩，并将「吸引力」列为主要标准。从2021年开始，在硅谷支持的平台E-pal上，技术型陪玩和娱乐型陪玩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区分（图4）。可以预见的是，那些标签为游戏陪练教练的人主要是男性，他们的收费价格大约是普通娱乐陪玩的三倍。

这种性别劳动制度的全球扩散反映并强化了平台经济中已经根深蒂固的性别差异。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女性工人不断被吸纳进特定类型的平台游戏工作，这意味着更广泛的劳动模式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游戏生产劳动。这种情况凸显了迫切需要更广泛的跨学科和跨境方法来阐明游戏劳动的变迁。

致谢

作者要感谢杨国斌、Benjamin Shestakofsky、Jerry Jacobs、王静、张琳、Pilar Gonalons-Pons、João Victor Nery Fiocchi Rodrigues、叶伟和两位匿名评论者在本研究开发过程中提供的宝贵反馈。作者还要向所有研究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慷慨的贡献和丰富的对话。

资助

作者公开表示本文进行的研究、撰写以及出版收到的资金支持来源于：中国时报文化基金会、海外青年华人论坛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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