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压抑的教师

研究显示，中国大中小幼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达16.1%，近二十余年来呈恶化趋势，强迫症状尤其多；他们如何培育一代健康的灵魂？

【财新网】在县城的公立高中从教四年，云南昆明的陈君长胖44斤，确诊重度焦虑、中度抑郁。

入职后的第二个学期，为提高学生成绩，她所在的县中开始推行“衡水化”教育。作为语文老师，不论前一天晚上是否有值日、看学生晚睡的任务，每天早上她都需要在7点前到校督促学生早读，意外迟到十几分钟、习惯踩点到课室，都会让她受到领导的训斥。

“闹钟（软件）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七八个亮点了，但我总是不放心，一想起来，我就把眼睛睁开，再检查一下。”出于对迟到的恐惧，最严重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陈君就会从睡梦中突然惊醒。除此之外，她经常无缘由的伤心流泪，出现盗汗、心脏刺痛的症状，白天走在街上还会感到莫名的恐慌害怕。

陈君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出了问题。就医后服药，副作用使她变得嗜睡呆滞，无法正常工作生活。她停了药，再未尝试新的治疗。每月三四千元的工资也并不足以支撑她尝试心理咨询的帮助。

陈君的故事不是个例。近期发表的一份涵盖55万余名大中小幼教师样本的研究显示，2000-2022年，中国教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达到16.1%，排除较低的幼儿教师检出率，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达到17.8%。

检出率位居前三位的心理健康问题依次是强迫（20.5%）、抑郁（18.8%）、焦虑（16.1%）。2000年以来，中国大中小幼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呈现出整体性、多维度的恶化态势。

从多项相关大规模研究中可侧面反映出，相比其他职业群体，教师这一职业患常见心理健康问题与精神障碍的风险相对较高。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在不同职业人群中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数据中，公司职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是12.8%、公务员是9.5%、企业工人为7.0%。

“近年心理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前述研究牵头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心理研究所所长俞国良关注国内教师心理健康问题已有20余年。他表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教师自身，更会影响教育改革的成败，并对青少年健康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压力何来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李镇西曾在2021年针对中小学教师的负担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共计收到调查样本总数为6653份，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调查发现，“双减”给教师的工作带来的变化，最多的是工作时间延长、影响个人生活，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幸福感降低等等。

李镇西指出，“‘双减’之下，学生在校时间变长，教师‘增负’，家校沟通的时间也因教师负担过重而大幅减少。”

曾在上海一所小学任教17年的方洁告诉财新，实际上近几年来，为了达到学生不带作业回家的要求，教师常常需要在午饭后、下课时间盯着学生完成作业。在方洁看来，减负政策并不能真正达到效果，而考题要求、教材标准的变化导致了“增负”。“现在推出的新教材难度在增加，相关的教学工作、作业肯定要增加。教材难度、考题难度增加，负担怎么可能会降下来呢？”

常年在山东某县中带初三毕业班的王怡对于教学的难度变化也有同感。她指出，之前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是掌握基础知识，而新课标则更考验学生的思维能力，“大城市孩子可能很好理解，但在我们县城想要针对课标去教改就很困难。老师不太行，学生也有点吃力。”

即使是在寒暑假，教师也未必能得到彻底的放松休息。在宁夏银川一所私立初中任教的张丽向财新展示了她今年的暑假作业：学校以“身心调整”、“反思与提升”，布置了听课、观影、读书、练字、写作和备课的多项任务，教师需要每天读书打卡，开学上交影评和教学文章，到了八月，年级组便要开始教研工作。

随着学段升高，教育压力逐步增大。据俞国良和团队研究，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随学段升高呈现上升趋势，并在中学阶段达到顶峰，这或是由于中学教师除了要完成授课考核等超负荷工作任务，还长期承受了升学率、学生管理、家长期望、社会评价等多重精神压力。

负责学生管理的班主任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河南郑州的李茜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因为年轻，她被安排在国际班担任班主任。即使学生少、教学相对轻松，她仍然因班级的管理工作患上抑郁症状，”班里所有的孩子都要你管，没有下班的界限，没有松懈的时候，这是一种怎样的压力？”

自从有学生打闹受伤之后，王怡所在的县中便严加看管，规定学生早上要背书跑操，吃饭时不能聊天，放学要分男女两队排队走路。这意味着教师需要在课间十分钟、饭点和放学后的时间里，分担额外的监管任务。

“学生紧绷着，老师也紧绷着，没有往外发泄情绪的机会，只能内部消化。”王怡告诉财新，上课时学生眼神呆滞、缺乏求知欲，而她自己也在校园中感到压抑——“只要踏进学校的大门，我就是不想活的状态，怕进教室，怕上课。”

除了日常对学生的责任响应，家校沟通中的种种矛盾也令教师感到疲惫。

在陈君看来，许多学生的抑郁问题是学校高压管理和家长缺乏关心的体现。即使有意对特殊的学生多加关心，陈君也感到力量单薄。她尝试与家长沟通，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委婉地说，你们是不是需要给他更多的关心？但家长就是觉得我已经很累了，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再去关心他。”

方洁曾在晚上漏接了一位家长的电话，因时间已晚，她没有回拨。第二天她主动询问学生，学生告诉她并不清楚具体事宜，她判断问题不大，便不再在意。

隔了半学期之久，她再次跟这位家长联系，提出有问题早联系、早解决，家长却以此事质问她，为何当夜没有回拨电话。“这句话把我说蒙了，我想我确实没有打过去问他，然后这个家长就在心里面记了那么久。”

方洁向财新强调，换位思考，她能够理解家长的行为，但她更在意校长面对纠纷的逃避态度。她指出，教师往往更在意学校领导能否尽到保护教师的义务，“校长如果爱护老师，他会帮你推掉杂事，处理纠纷，教师就会觉得自己的心是很稳的，有依靠的，但我们的校长就是遇事会缩在后面的人。”

强迫症高发

俞国良和团队亦发现，相比其他区域，在人口大省、教育竞争激烈的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教师出现了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

“第一天进去我就后悔了。”本科师范毕业后，袁磊在湖北黄石的一所乡镇小学任教数学老师，作为新人，他本期待得到指导意见，但在试课时，校长觉得他讲得差，没有听完便甩手离去。在日常教学中，他也曾因学生成绩不好，在开会时被领导指着鼻子骂。

缺乏学校足够支持的他，面对学生也少有耐心。学生写错计算题，袁磊就打他们的手心——这一招也是他从自己的中学老师那学来的。

职业体验不被尊重、学校条件艰苦难以忍受，任教第二年，袁磊即提出辞职。尽管当地以行政手段限制教师流失，他辗转三所小学、提出辞职两次之后，仍在2023年辞编，前往深圳工作。袁磊用红笔在教师资格证内页写画“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字样，坦言“辞编后，空气都是甜的。”

大学期间，陈君便一心想要回到家乡当老师。在校期间，她考了教资、也特意到学校实习，毕业后顺利在老家昆明的一个区县高中入职，成为语文教师。

她清楚地记得，入职前几个月，她还坐在办公室里，感慨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幸福，“在我的语文课上学生竟然不睡觉，我觉得好可爱。”

但受超级中学“掐尖”的影响，为了留住辖区优秀学生，县域中学正变得越来越“卷”。

入职第二学期，为了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陈君所在的县中开始大力推行“衡水化”管理，每个班级实行积分制管理，无论学习还是生活，学生的每个行为细节都被考查评分，“有学生上课头转了一下，扣分；学生宿舍的地上有根头发，也扣分，扣了之后还要让你考核评比。”

陈君的职业幸福感被不断打碎，她产生了严重的强迫症状。比如，因为害怕迟到，她总是在夜里惊醒检查手机闹钟——“但其实我教书教了四年，我可能顶多也只有三天是迟到的。”

一般而言，强迫问题以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为主要临床表现，其特点是有意识的强迫和反强迫并存。一些毫无意义甚至违背自己意愿的想法或冲动反复侵入个体的日常生活，明知没有必要，个体想要极力抵抗但无法控制和摆脱，这种强烈的冲突使其感受到巨大的焦虑和痛苦。

俞国良指出，研究结果显示，教师强迫问题是六类心理健康问题中唯一一个检出率超过20%的指标，这一发现凸显了教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过高的要求和较低的容错率难免会使教师过于苛责，出现反复检查文稿教案等强迫行为，甚至扩散至生活工作的其他方面。从教育工作本身来看，教育需要教师成为完美主义者，而对他人的完美主义倾向致使教师成为强迫问题的易感人群。”

陈君对无意义的内卷感到厌恶，但教育焦虑在学校持续蔓延，标准和要求还在一再地被人为拔高。“明明是7点的早自习，有些老师6点半他就在教室里盯着学生。我觉得有什么好盯的呀？”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华长期关注县域教育问题。他指出，在县中衰落的形势下，全省初中生、小学生家庭都为进“超级中学”做准备，教育竞争的学段不断下移，全民的教育焦虑便会越加严重。

身兼数职

2023年11月，郑州一刚参与工作不到3个月的年轻教师跳楼自杀。据媒体报道，该教师姐姐称，入职后，妹妹多次和家人提及，学校给任职教师安排了大量教学之外的任务，时有周末加班、开会等，也曾当着学生的面被领导批评。

“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呢？”这位女教师在遗书中写道。

这一则悲剧引起了教师群体的广泛共鸣，身兼数职已成为不少教师的工作常态。例如，副科老师兼任德育主任，班主任、副科老师兼任心理老师，心理老师兼任德育、行政主任等等。

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发布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要求：2025年，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达到95%，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鼓励配备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但据财新了解，愿景落实困难，在一些资源有限的学校，心理教师只能由其他教师兼任。陈君告诉财新，她所在的学校虽然已是县里最好的高中，但校内只有一名大学辅修了心理学位的英语老师兼任心理教师，完全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湖南中部县城的美术老师李老师介绍，自己除了要教美术课，还要兼教心理课，做整个中学部和小学部的学生心理咨询，除此之外还是学校的德育主任。心理是新学科，自己要不断参加培训学习，接受督导。这种情况下，晚上十一二点下班，或下班了还要处理学生个案、找家长沟通成为了家常便饭。

此外，教师还要应付诸如科普宣传、禁毒宣传等多项与教学无关的任务。

“各式各样的表格。”拥有17年教龄的方洁以安全教育宣传为例，向财新介绍任务处理的步骤：相关部门布置宣传任务后，教师要组织播放安全教育的视频，统计人数，拍照记录学生反应、播放完视频，提问学生的感想，再整理信息汇报上交，“在这个（宣传教育）时间段，教师不能做任何自己的事情，看教案、研究教材都不行。”

在宁夏银川一所私立小学任教的张丽则告诉财新，每次学校搞活动，教师都要在美篇写宣传文章。“领导对文字要求特别高，一个美篇不改个二三十遍发不出去”，吹毛求疵的标准让她深感疲惫和无意义，“每次改到眼都快瞎了，还不如都放图片看的人多。”

2024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提出“教师减负”相关的意见建议，其调研发现，从中小学到高校的教师均承担了过多行政任务，无法专注于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贵云在湖北、湖南、河南、甘肃、贵州、重庆等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校开展的专题调研发现，中小学教师不仅承担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检查、评比、打卡，还承担了大量其他部门的反诈、反腐、信教情况统计等任务和一些创建类工作，门类可达10余种。

陈贵云介绍，有老师反映现在的检查标准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评价标准非常繁琐。准备的纸质资料堆积如山，因为每件工作都有留痕，导致有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材料。

民进中央也提交了《关于减轻教师负担 让教师潜心教书育人》的提案。提案指出，目前，中小学教师减负“不到位、不彻底”问题仍比较普遍。希望“让教师从超负荷教学、学生从超负荷学习中解放出来，实现全面成长。”

“铁饭碗”不再？

在传统观念中，教师一直是稳定的“铁饭碗”之选。不过，在城市化、少子化浪潮冲击下，这一职业吸引点或难以维持。据东北师范大学课题组，在少子化最典型的东北三省，部分县已超过10年未招聘新教师，部分县每年仅招聘极为少量的教师。

在一二线城市，教师编制结构性问题则愈发突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办中小学正通过招聘非编教师补充师资力量，另一方面，不少地区打破“一聘定终身”，引入“教师退出机制”、构建灵活用人机制。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先哲曾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在少子化的浪潮下，学校对老师数量的需求会下降，未来，各地在教师编制上的改革与调整可能会越来越多。（详见财新《越来越多中小学教师岗位和编制脱钩｜教育观察》）

2021年，方洁被查出甲状腺出现恶性肿瘤，在医院手术后，一直定期去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2023年6月合同到期，学校要求与她解除（终止）聘用关系。在此之前，她已经在这所小学任教17年。

像她一样患有甲状腺疾病的情况在教师这一职业中并不少见。数位教师告诉财新，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受情绪压力影响较大的疾病是教师常见的职业病。在教师社区中流传的职业经验帖中，老教师给新教师最常见的教诲便是“不内耗”、“心态放平”。

职业稳定性逐渐松动，高负荷工作背后的薪酬激励亦不尽人意。

数位受访教师对财新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并未得到应有的工资待遇，还有教师遇到了拖欠的情况，”现在2024年都过去一半了，我们的工资是去年下半年的都没有结完。”山东一所县中的教师王怡告诉财新。在被拖欠了10个月工资、一年半社保以后，她选择了辞职。她的很多同事也相继离开。

此前，针对教师的教育工作改革曾产生过积极影响。

俞国良和团队发现，1998年至2020年间，教师的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在2014年-2017年出现明显下降，他们分析，这可能得益于2014年是“教师教育工作改革年”，一系列有关教师教育政策的出台使得教师管理和运行体制得到保障。

但改善趋势未能保持。2017年-2020年，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上升，其中，受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事件影响，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几乎都达到峰值。

近年来，国务院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等文件，提出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事项。

2024年4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印发通知部署专项整治工作，要求集中整治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和工作随意进入校园情况，以及社会事务进校园过程中重留痕轻实效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还要求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审批报备制度和监督管理长效机制，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要求各地“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把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作为教育系统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工作”。

多地跟进响应。今年以来，多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暑假期间，河南安阳市、南阳市、三门峡市、洛阳市等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或开展专项行动，提出原则上不安排一线教师参与假期值班工作，广东佛山教育局亦表示，暑期学校应安排中层以上行政领导值班带班，不得安排一线普通教师。

这些最新举措是否有效扭转局面，尚待观察。

在2023年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十届年会的“教育源头减负”讨论中，多位学者指出从顶层制度和评价体系进行源头减负的重要性， “考试制度、升学制度、评价制度不改，让老师和学生去改，这是不现实的。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减负并不能落实处的原因。”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在会上表示。

俞国良亦认为，“头痛医头”的及时性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教师心理健康均值水平，新时代教师心理健康问题错综复杂，需要政策先行、适度减负、期望合理，“当务之急是建构国家、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师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在全社会搭建教师心理健康安全网络，提高教师的职业荣誉感、获得感和成就感。”

跟心理咨询师倾吐之后，因班主任工作而抑郁的李茜明显感到自己在好转，对自己的工作也愈发肯定。“我已经不害怕面对学生、面对学校、面对家长了，之前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但其实回过头想想，我做得特别好。”

暑假结束，全国第40个教师节将至。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指出将优化强师惠师政策，“全面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多举措并行，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热心从教、长期从教。

据该通知，在教师待遇方面，教育部将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成果，加强乡村教师住房等待遇保障；针对身心健康问题，将落实定期安排教师进行休养的法律规定、坚决打击造谣和污名化教师的行为，依法维护教师权益。

（文中教师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