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外卖骑手：没有订单和厕所（全文）

四月底，北京迎来了新一轮的新冠疫情。在密不透风的防控政策下，不管是在弹窗中拼命闪躲跑单的骑手，还是被封闭在管控区中的骑手，生活都在一刀切的防疫政策与平台企业对他们的忽视下陷入了停滞。在疫情的叠加下，单价的降低和人均单量的减少使得他们的危机愈发凸显出来。陷入困境的骑手们或者躺平、或者内卷，但是看起来这都不是问题的正确答案。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随着危机愈演愈烈，谜底势必会在骑手们自己的探寻中浮现。

四月底，疫情又一次突袭北京，与以往疫情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北京让每一个人都无法对未来有一个哪怕模糊的预期。老赵是河北保定人，北京2021年下半年的疫情击垮了他从前打工的小饭店，他只得跑出来在呼家楼附近做专送外卖骑手。他把疫情形容成“漫长的冬天”，哪怕说话时头顶的桑树在五月底毒辣的阳光下晒得耷拉，脚下掉落的桑葚已经把地面渍出一片片青紫色…… 单少了疫情封控确实给人带来这样的感觉，尤其体现在单量上。老赵平时中午能跑20多单，在冬天最冷与夏天最热的时候跑一个中午就能挣到将近两百元。晌午一向喧闹的国贸街道静得吓人，老赵在路边桑树下抽着烟，愁眉苦脸地看着了手机上的接单记录，截止中午两点仅接到6单，五月跑到近月底总计不够200单——合计收入大约1500元左右。

老赵分析他接不到单的原因在于，“写字楼的白领都不上班”。自四月底开始直至六月初，朝阳区经历了长时间的提级管控。写字楼坐班的白领本来是呼家楼片区点外卖的主力，往常正午时正大中心的门口常常聚集着大声打电话的外卖员。而现在，白领们被要求居家办公，老赵们自然失去了订单。

在呼家楼做星巴克驻店骑手的小秦对此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如果说外卖食品还有周围的住宅区居民作为订单来源，那么星巴克提供的咖啡便是白领专属的。小秦在平时一天能送到40-50单，但疫情期间一天最多20单——这还是在站点骑手因为单量少而大量离职的情况下才能勉强达到的数字。呼家楼附近本来有11家星巴克，但因为禁止堂食的政策和白领们的居家办公，到现在只有两家还在开业，并且下午四点半便停止营业了。

星巴克大概不会倒闭，但外卖平台上的最大多数商品提供者——小型餐饮商家在疫情中的状况却不容乐观。商家的停业也是外卖骑手单量锐减的原因之一。由于全城餐饮商家在疫情期间被要求停止堂食，于是平时流水高度依赖堂食的商家索性歇业不干了。一些兼营外卖的商家亦步履维艰。在魏公村附近配送的吴萧告诉我们，一些外卖热门连锁快餐店的外卖订单量几乎减少了一半多。外卖骑手的单量像是这个城市经济的晴雨表，在城市陷入停滞后，骑手的生活也陷入了停滞。

停滞外卖骑手没有基本工资，全靠跑单赚钱。朝阳区政府曾在4月为服务型企业员工推出保障套餐，给予每位按照政府要求停工的员工每天100元赔偿，最高赔偿期限21天。然而，这显然不包括外卖员。老赵收入的减少不光体现在接单量上，每一单的单价也在减少。专送站点为骑手开的工资是差额计件工资，只有在当月跑够600单以上时，才能按照9元或者10元每单计算，否则在当月只能按照8元每单计酬。不仅如此，站点要求半天至少跑够12单，若有三天未达标，则这个月每一单单价将再扣一元。

这样算下来，老赵在朝阳封控的一个月里收入大概不到2000元。老赵住在甜水园附近，在物价与摩天大楼一样高耸的CBD，一个月仅租房与饮食开销便要三千到四千元；他还有一个孩子在老家上初一，每个月需要给家里寄钱。老赵抖了抖烟灰，苦着脸跟我们说“烟钱都要没有了”——烟草专营店在封控期间倒是开着的。

单王没这么悲观。单王之前在老家太原开小饭馆，受到疫情的影响关闭了，他选择到北京跑外卖。单王肯吃苦，这波疫情前他可以从早上七点出发跑单，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多，全月无休，就这样干了一年多。冬去春来，单王一直是站点里的单王，一整年的风吹日晒不仅在了他黝黑的脸上刻下了痕迹，还给他带来平均每个月一万多的收入。单王想靠着这份收入作为启动资金，回到家乡接着开小饭馆。

然而疫情期间，单王的日子也不算好过。单王一边背着老家一个月三千的房贷月供，另一边在北京和妻子女儿的房租每个月也需要三四千，女儿同时还要上幼儿园，学费也是一笔开销，算下来，每月固定开销将近七八千。单王的妻子在国贸附近的美容店工作，因为疫情被迫封在家里，只有一天一百的补助，单王只好一个人扛起了全家的重担。单王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在下午四点半星巴克歇业后，再去众包平台接单到晚上十点钟，工作时间较疫情前延长了两个小时。

不过单王很有自信，据他所说，平台算法会给平时接单多的外卖骑手优先派单，即使大家的单量都在减少，他的派单量依然比别人多一大截。事实也是这样，在美团专送app的站点骑手送餐排行榜中，单王的接单量遥遥领先。而小秦——单王指了指旁边树荫下等单的年轻人——平时上工不怎么积极，疫情期间自然接不到单。

小秦02年生，面相稚嫩，性格腼腆，是本该在校园里谈情说爱的年纪。小秦是邯郸人，高中毕业就去了石家庄送外卖，因为北京赚钱更多便来到北京打工。小秦对工作并不特别“上心”（单王吐槽小秦“平时睡到十一点才会出门跑单”），截止下午三点，小秦总共才接到了11单，远远落后单王二十多单的成绩。小秦自述他的状态是“摆烂”，“平常赚够一天的房租钱就不想再跑了”——然而，这在疫情期间甚至都是困难的。

外卖骑手们的生活陷入了停滞。老赵这个月收不抵支，可能没有办法给家里提供经济支持了。小秦隐约觉得“肯定不能长时间干外卖”，但至于未来要做什么，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至少在封控期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单王早上七点钟开工，工作到晚上十点，一个月也能勉强抵扣支出，可是他的计划却着实停滞了，因为“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北京的疫情是不可能清零的”，这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等待老赵、小秦和单王的感受不是个例，等待是疫情中外卖骑手生活的主题。单量的减少是等待时间增加的一大原因。按笔者之前做的一个涵盖了专送、众包、乐跑以及生鲜电商平台骑手样本的小小调研，84%的骑手认为相比于旺季，在疫情期间单量有降低，其中有43%的骑手认为每一天单量下降了三十单以上，近半成骑手认为他们每天的送单量比起往常减少了40%以上。有的骑手反映，曾经一中午就能跑出两百块钱，现在需要在外面等一整天才能刚刚够到。单量意味着收入，近76%的骑手认为在疫情期间存在收入下降的现象。为了争抢本就不多的单量，骑手们只好延长等单时间。

等待的另一环节是核酸检测。老赵描述，自三月初北京有疫情的苗头起，平台便要求骑手上传核酸阴性证明，否则不能进行接单。上传的频率从最开始的一周一次，逐渐变成了三天一次，到五月已经要求一天一次。在五月份朝阳区密集的核酸检测要求下，每一个检测点都像是像素游戏中的贪吃蛇，零零星星的人们组成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长龙。单王告诉笔者，他在五月份平均每天需要排队半个小时左右进行核酸检测。调研数据显示，有21%的骑手认为核酸检测费时已成为一项日常工作中的困扰。

核酸检测毕竟只需要等半个小时，而一旦遇到了弹窗，外卖骑手需要等待的时间则被大大延长。以北京健康宝“弹窗三”为例，若外卖骑手被大数据判定与确诊病例有时空重合，便被要求居家隔离，三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才能解除弹窗。调研显示，有79%的外卖骑手在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健康宝弹窗的现象。外卖骑手的工作内容意味着较强的流动性，他们需要在商家和居民区之间往返，因此成为密接、次密接的概率很高。老赵和单王自述都曾遇到过弹窗的问题，有三天的时间无法上线接单。这三天的时间里，所在社区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生活物资，平台和站点亦未提供补贴，老赵们只能在家里等待。

访谈时已近五月底，老赵一直在关注着北京疫情的进展。这时候北京市已放出朝阳区解封的消息，餐饮企业也将在一周后恢复营业。老赵对此很是欣喜——毕竟也没有什么其他值得欣喜的事情了。他告诉我们，“冬天就要结束了，春天快要来了”，自己的生活可能会随着封控的结束而回归正轨。可惜天不遂人愿，在访谈结束的两个星期后北京又出现了新一波疫情，老赵居住的甜水园小区也被划为封控区。骑手们的春天触手可及却又遥遥无期。

佟家坟村位于海淀区四季青镇，地处西四环外，离繁华的西三环只有二十分钟车程，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佟家坟的大门口拉起来长长的隔离带，几名保安在门口查验过往行人的健康码。一进门后，映入眼帘的是和所有城中村一样的长长的贯通的街道，被各式各样并不廉价的餐饮店、服装店与菜店填满。裸露的红色水管与黑色电线像骨骼与血管一样缠绕在天空中，把天空切割成一片一片组织碎片。

干道的周围是一片片蜘蛛网一样的小巷子，分隔开了两层或三层在平房上搭建起来的小楼，私搭乱建的二楼就是租房中介口中的“二层小洋房”。每一片房屋都被漆成同一颜色，但颜色的整洁不能掩饰贫穷带来的凌乱。洗干净略显皱巴的衣物挂在两边东倒西歪的楼房间，不断有水滴到泥泞的、被车辙碾过的错综复杂的地面上。房屋的墙上贴着每一户的居住人数，大致是建筑中房间数量的两倍。随便推进房屋的一间门就会发现，不长的走廊能够通向多个密集的房间，实际居住人数可能远多于楼下张贴的数目。佟家坟村的房子很破旧，但公共厕所和公园等设施却干净整洁——除了住人的地方以外都是整洁的。在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中，多名村民早已留言反应佟家坟周围环境的安全隐患，希望能进行城中村改造项目。四季青镇的回复却始终是“已经提上日程”[1]，并未有任何实际行动。

与佟家坟简陋的基础设施相对比的，是村里多到反常的电动车充电桩，以及随处可见的背后带着大箱子的电动车。据在佟家坟居住一年多的外卖员王兵说，佟家坟总共住了四千多名外卖骑手，大概占整个村人口的三分之一。白天，街边小店门可罗雀，风吹起小巷里散落的树叶与生活垃圾，寂静无声。夜晚，外卖骑手们下班回到出租屋，街道喧嚣起来，男男女女挤在露天的桌子边就着花生喝着小酒，围在桌子旁有说有笑，电瓶车挤满了狭窄小巷中的每一片空地。

佟家坟地区于5月22与25日连续出现阳性感染者病例，疾控部门研判后自5月22日封控至6月8日。封村了。熙熙攘攘的村门口被警戒带和铁丝网封锁，门口架上了密不透风的铁皮挡板。村里的每一条小巷与主干道之间都架起了路障，人们被迫封在幽深的巷子里。

从大清早开始，村里的主干道上开始有管控人员骑着电动车巡逻，身上的大喇叭睡眼惺忪时便循环播放着“传播疫情负法律责任”。在白天，每个楼都有志愿者监控，每条巷子都有两三户志愿者监视，每一户的大门上安装有门磁。铁丝网、路障与高声喊话，让春夏之交的城中村充满了一片肃杀之气。

全国各地的封控经验都表明，封控的头等大事是物资。李扬听到被封的消息后，迅速跑到巷子里的小卖部去抢购一些生活物资——还好他所封控的巷子里就有一家小卖部。很可惜，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楼下已经排了购买生活物资的长龙，轮到他的时候“只剩下了烟，还都是贵的那种”。虽然小卖部很快恢复了物资供应，但由于李扬的出租屋——和两名舍友合租的十多平米的小房间——没有做饭条件，李扬只得在14天里以泡面度日。

王兵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王兵一开始封控便抢到了15个馒头和一罐辣椒酱，结果两天后便没有了食欲，浑身没劲。海淀区政府在这期间并没有为出租屋中的租户提供过蔬菜以及其他生活物资或补贴，除了期间提供一次核酸抗原检测试剂——似乎政府其实知道多少居民被封在小区里。作为对比，北京城里的许多小区在成为管控区后，社区送来了够吃好几天的蔬菜包[2]。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曾表示，封控区应当由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送货上门，管控区应当配送至楼栋门口交货区，由订购人员错峰自取[3]。然而，城中村和其中的居民似乎像是城中村中破败的危房一样，被各级政府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理论上来说，居民们可以点外卖，但据王兵反映，外卖只能送到村口的外卖架子上，再由志愿者送到封控居民手里。这意味着，一个外卖从下单到到手最快需要3个小时。有一次他点了一个份面条，送来的时候已经全坨了，用开水烫了才能入口。所以他每天只点一份外卖，剩下的时间都只能吃泡面。

比起李扬来，王兵在封控期间受到了更多的困扰。李扬的房间虽小，至少还有独立的卫生间；而王兵花1300元和两名舍友合租的十平米小房间并没有卫浴，市政府在村口修建的豪华卫生间又恰好被路障封住无法通行。王兵与其舍友曾经向志愿者反应过这样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放在房东大门口的一个塑料桶，在外面拉个帘子便是临时卫生间。王兵在这个塑料桶的陪伴下挨过了两个多星期的封控。

除了饥饿，封控生活给人带来的还有逼仄感。城中村公寓划分出的房屋空间一般只有十平米左右，这里面一般要挤满三个人以上，这意味着除了床以外，能摆放的家具屈指可数。王兵住的房间只有一个上下铺和一张单人床，房间顶上有一块小小的通风口——甚至不能被称为窗户，而他需要在这样狭小闷热的空间内与另外两人度过14天。李扬和笔者吐槽，这几天“一天24小时中有23个小时在床上躺上，除了看手机就是睡觉，骨头都躺退化了。”偶尔有时候时候会跟室友打牌喝酒，但在这段时间，“吃啥都不香”。

让人感到憋闷的不光是房间，还有外卖骑手们堪忧的经济情况。骑手们封控期间省吃俭用的一个原因在于：封控期间他们没有任何收入与补助，但房租得照交，饭也要照吃，只好以存款度日。这对于每月背负着房贷的人更是雪上加霜。收入降低的预期还将延续到解封之后。据李扬描述，在封控期间美团乐跑系统会因为骑手长时间没跑单而降级，意味着后续接单的过程中，之前高送单评级带来的派单优先权会全部消失——相当于单王变小秦。平台对此没有任何表态举动，骑手也没有办法向平台表达诉求。这无疑是有利于平台的。今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骑手的收入将受到这段封控期间的影响。

即使生活如此，骑手们也没有多少怨言。王兵和我们说，他和周围的居民都没什么怨言，“舍小家为大家嘛”，不过他还是希望政府在这段时间能给每一位被封控的居民提供每天一百元的基本生活补贴。李扬还是个98年的单身小伙，他笑嘻嘻地和我们说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果吃两个星期泡面也算是吃饱的话。封控中的外卖员们与这片土地上所有隐忍又坚实的劳动者一样，沉默又顽强地度过生命中的每一道坎坷。

佟家坟的门口的铁板撤走了。隔离带没有撤走，变成了门外长长的健康宝查验通道。主街旁的小店铺劫后余生似的拉开了安全闸重新营业，似乎一切如初。有的小店主害怕流动性大的骑手将流调轨迹带到店里，致使店面被封，在门口挂了一张大牌子写着“骑手谢绝入内”——这也是徒劳的，一旦有人感染，这片区域里的所有居民没人逃得了封控。

在解封后的聚餐上，李扬一边大口嚼着糖醋里脊，一边以近乎痛苦的表情告诉笔者，泡面最初还吃得进去，吃到后面几天，泡面桶盖上后一闻到油炸面饼浸水的气味就犯恶心。李扬对十四天的评价很简单：“裂开，人麻了，快要死了。”

比起封控前，李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更长了，但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往年天气越热，点外卖的人越多，而今年似乎完全没有这样的趋势。写字楼里的白领并没有完全回归，而大学生却在这段时间尽数返乡，本就不大的蛋糕随着更多骑手从封控中重归自由而被越切越小。

最直观的困难来自于行政指令式的一刀切封控。餐饮企业被禁止堂食，白领只允许居家办公；一旦与流调轨迹重合——哪怕只是路过，就可能被弹窗“中奖”；每份出门自由的“保质期”只有一天，即使核酸检测点已经聚集了大量人员，为了能够接单也得硬着头皮去做；不管城中村居民有没有被封闭管理的条件，有没有饭吃、能不能上厕所，只要封锁令一下便不顾人死活。

上级在防疫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既没有考虑到社区结构的复杂性，也没有给执行者留下因地制宜解决问题的空间，只是拿着硬性且单一的指标对其进行考核。到了具体执行过程中，佟家坟村的负责人想，要是我的辖区出了疫情，我的乌纱帽就不保；村里的保安与管控人员想，要是我放城中村里的打工人去上厕所，万一出了岔子上级就要追究我的责任。与其被追责，不如追求无功无过。再苦一苦百姓，骂名疫情担。即使王兵反映了厕所问题，防疫人员依然不会有什么回应。

上述疫情防控中行政指令式的一刀切是典型的官僚主义问题。上层制定政策的时候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实际，不为群众着想；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中下级官员缺乏能动性，只需要对上级负责，对考核负责，而不需要对其所统辖群众的福祉负责。群众在这一过程中只是被治理的对象，对制定政策缺乏参与权和发言权，利益诉求被忽视，诉求表达渠道被堵死。它造成的结果便是，上层达到了“治理”目的，中下层保住了乌纱帽，只有群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真正的困难是“一刀切”吗？不全是。可以认为封控是控制住疫情、早日清零的途径，可以认为只有个人牺牲一部分自由，才能换来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在于，一切政策都是有成本的，尤其是需要个人或者群体为之做出牺牲的政策。而外卖员的困境便在于，每到需要牺牲时，越是个体的、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一无所有的体力劳动者就越要承担所有压在他头上的政策成本。

平台在盈利。2022年第一季度，美团餐饮外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7.4%至人民币242亿元；经营溢利同比增加41.3%至人民币16亿元，经营利润率上升至6.5%[4]。外卖平台的全部利润都由骑手的劳动创造，却不需要对骑手的劳动保障负责。由于平台劳动的去劳动关系化，平台企业规避了骑手在被管控期间支付底薪或者生活费的义务，甚至可以取消骑手在平台上积攒的一切评级——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平台资本只需要遵照行政指示，设置骑手接单条件，而无需支付任何成本，如平台大多要求骑手上传核酸检测报告与佩戴N95口罩，前者由医保或财政支付，后者由外卖员自备，平台几乎不会主动承担。

政府完成了任务，节约了支出。疫情期间朝阳区为服务型企业员工推出保障套餐，给予每位按照政府要求停工的员工每天100元赔偿，单王的妻子便享受到了这样的福利[5]。然而疫情期间的外卖员在工作时被他们誉为“城市摆渡人”[6]，承担了封控期间大量的公共服务，轮到福利待遇时他们便开始顾左右而言劳动关系。设想一下，如果政府能给外卖员同样提供封控期间的生活补助，为疫情封控中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外卖配送员提供专门核酸检测点，外卖骑手的生活也会好过很多。防疫像是政府的一场再分配——把促进公共利益的成本分担给劳动者，房东与平台在不承担成本的同时享受了防疫带来的红利。这可能就是新冠大流行期间每30小时全球就会出现一位新的亿万富翁、同时2022年可能有2.63亿人陷入极端贫困[7]的原因之一。

真正的困难只是疫情吗？白领和学生们都回来，餐馆都开业，骑手们都解封以后，日子就好过了吗？并非这样。解封了以后，李扬的收入并没有增长。很多外卖员都反映一个情况：从大趋势来讲，送外卖赚钱越来越难了。往年跑一中午就能轻松赚到三百元，现在却需要跑一整天的时间。一方面，随着经济形势的下行，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产业后备军的行列，在失业期间为了生计不得不选择成为外卖员，使得跑外卖的人数不断增加[8]。另一方面，随着各大外卖平台建立垄断地位，从前高薪骑手的神话早已一去不复返，近几年来单价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个体的骑手在垄断平台面前缺乏议价权力，只得被平台利用规则与协议任意摆布。

由此来看，骑手的困境在于一边受到垄断资本的压迫剥削与经济下行周期影响，另一边受到官僚主义一刀切的直接压迫，以及政府主导的隐性治理成本再分配。在双重压迫下，李扬和小秦们只好在等待、在停滞，在迷茫。

骑手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如果骑手们学着做单王，似乎也是一条出路——只要自己下定决心起早贪黑去干，月入过万也不是没有可能，将来说不定能攒下一点小钱，像单王设想的那样回家继续自己破产的小生意。而这正是平台规则与算法的谎言。单王能接到单的前提在于，他能够花相比于其他骑手更长的时间等单，因此平台算法将为他优先派单。辅以站点内骑手的排行榜的社交激励，算法和规则似乎使得每天的送单成为一项紧张刺激的赶工游戏。但一头扎进这个游戏的问题便在于，在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涌入外卖行业的情况下，每一个人为了获得优先派单权只得不断延长等单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单量——这也是疫情期间已经出现的现象。当每一个人的等单时间都同样长时，延长劳动时间带来的相对派单优势也荡然无存。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每一位外卖员的等待时间无限延长，而收入却没有提高，反而使得平台获得充足持续的劳动力供给，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而“攒钱开小饭店”几乎成了每一名外卖员意图脱离无产者身份的梦想途径，在当今萧条下真正能够承受住风险的小生产者几乎寥寥，在如今只能是困境中的精神稻草。

骑手们学习小秦就此躺平，只通过工作获得生活所需的最低标准，也可以算做一条出路吗？显然不是，至少小秦自己是迷茫的，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未来的出路在何方，他只是隐隐知道不能一辈子这样下去。事实也是这样，在广泛的雇佣劳动下，个体性的消极躺平绝不会为外卖骑手带来福祉，只会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受到贬损，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落败。

[2] 北京青年报：《壹现场｜揭秘北京封控区内物资保障：吃，不是问题！》，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4-27/doc-imcwiwst4302102.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7月4日。

[3] 中国新闻网：《北京发布指引保障封控管控区物资供应 引导居民理性采购》，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22/0514/c14739-3242154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