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师的性别隔离｜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

“（职业）性别隔离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过程。”

——李钧鹏、张志强：《“女退男进”：理发师的性别隔离》，《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第2期，页134-146、227。

“（职业）性别隔离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过程。”

——李钧鹏、张志强：《“女退男进”：理发师的性别隔离》，《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第2期，页134-146、227。

本期评议：陈映芳 陈新宇

文本摘选：罗东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集刊）上的论文是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

自2025年8月起，《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集刊）界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每期均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此篇来自此为2026年第3期（总第18期）。作者李钧鹏、张志强以社会学的方法为我们讲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职业图景，这就是在在理发行业，为什么绝大多数理发师都是“Tony”（托尼，男名）？理发是一个与美和时尚高度相关的行业，它需要从业者有耐心、善于处理细节、能提供情绪价值，从传统性别印象来看，应是女性理发师居多，而事实却相反。作者从入门（职业教育、师徒制）、劳动过程、职业退出等诸多方面作了描述和解释，既分析了结构性因素，也描述了个体的选择。

以下内容由《社会科学研究》授权转载。原文对受访者均已作匿名处理。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李钧鹏 张志强

纪录片《剃头匠》（2006）画面。片中记录的理发师敬大爷，有着八十多年的剃头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理发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得到了迅速扩张。中国现有理发店及相关企业约114.4万家；近10年的企业注册量呈快速增长趋势，2018年至2020年这三年的注册量就达到52.9万家。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无论是高档理发沙龙还是街边无名小店，理发店早已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我们身边必不可少的存在，其门口醒目的三色旋转灯也成为最常见的都市景观。或许是因为理发店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过于接近，理发师作为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始终没有引起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

电影《解忧理发店》（2020）剧照。

我们的研究始于一个简单的观察：理发师普遍以男性居多。理发店里当然不乏女性员工，但她们往往只担任前台、收银或接待角色，极少有女性理发师，而这一点在大城市和大型连锁店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在日常用语中也坦然地把理发师指称为“理发小哥”或戏称为“Tony老师”，这种以男性化称谓指代一个职业群体的做法愈发凸显了理发师的性别特征。美发业是时尚的行业，理发师是时尚的操刀手。通常被视为心灵手巧、追求时尚的女性在理发师职业里逐渐消失，而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男性却反而拿起了剪刀，摆弄起时尚。

所以我们想知道，理发师这个需要细致服务与情感劳动的职业为什么是以男性从业者为主导？理发业的性别差异与分工是如何产生的？或者，我们可以借用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的经典问题“市场从哪里来” 来发问：理发小哥从哪里来？女性又到哪儿去了？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田野调查，关注劳动者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实践逻辑，以探究理发业的性别隔离现象究竟如何产生。

《清明上河图》，传统理发师。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职业性别隔离

“职业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一词最早由爱德华·格罗斯（Edward Gross）提出，是指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类别，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

职业领域的性别隔离现象可谓屡见不鲜，“男性化职业”如医生和卡车司机，“女性化职业”如护士和幼师，男女劳动力比例接近的职业则被称为“中性化职业”。理查德·安克（Richard Anker）将职业性别隔离划分为水平隔离和垂直隔离两类，前者是指男性和女性在不同职业类别中的不同分布，后者是指某个性别在相同职业中总是处于较高层级和水平。职业的性别隔离会造成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尤其表现在大部分女性劳动力都集中在一些低收入、低声望的职业里，并且只能占据其中的低级别岗位。即使是中性化职业，其依然存在性别垂直隔离现象。理发师这一职业为什么会存在性别隔离？

既有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种解释：

首先，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女性倾向于选择人力投资少且方便照顾家庭的职业，以满足家庭和社会的期待。然而，女理发师的离开并非完全是“理性地”选择，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或社会阶层较低的女性，往往是被迫选择那些可以兼顾家庭的职业或岗位，而男性则因为负责家庭经济，会进入那些高收入的职业或岗位。

梵奥斯塔德17世纪作品《乡村理发师》局部。

其次，社会心理学家从行动者个体出发，提出了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认为社会化过程中的性别教化使行动者对职业道路做出基于性别角色的选择，这才是职业性别隔离的根源，但这并不能解释理发师这一服务性职业是大量男性从业者的原因。

再次，组织社会学中的科层制理论指出，现代社会组织的职位安排依靠科层制来维系，女性进入男性主导的职场会遭遇“天花板”现象，而男性进入女性化职业却拥有结构性优势。在理发行业，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与女理发师相比男理发师更容易成为行业翘楚。

最后，网络和关系视角也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所采纳。米勒·麦克弗森（Miller McPherson）和林恩·史密斯-洛万（Lynn Smith Lovin）强调，由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人们从小就倾向于结交同性朋友，因此社会网络是依性别而分化的。这不但导致了职场中的性别分化，而且巩固了不同性别的职业期望，从而进一步固化了职业性别隔离。这在理发师入行前的学徒时期有所体现。

无论是理性选择理论还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都是从供给角度出发，忽略了性别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安排，即没有看到组织、制度、文化观念等诸多外部环境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而从需求角度出发的科层制理论忽略了劳动力市场与组织的多样性，也没有考虑性别不平等与其他不平等的交互效应。同时，这些理论都是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与中国的经验现状存在一定张力。因此，在将其应用于中国的理发行业时，它们的解释力仍有欠缺。

反观国内的职业性别隔离研究，起步较晚且多为宏观描述，对特定领域和行业的研究还较少。目前仅涉及社区工作者、幼师、程序员等少数职业群体。在大量新兴行业涌现与传统行业衰落的背景下，职业性别隔离的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卡车司机为例，女性开始进入这一传统“男性化职业”，对传统性别观念与职业性别隔离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为职业性别平等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本文的研究现象与既有研究存在较大差异：我们考察的是男性如何进入女性似乎占据技能优势的职业领域，并发现这非但无助于改变不平等的性别秩序，甚至会再引发新的性别隔离和不平等。不仅如此，既有研究通常只关注劳动过程本身，而忽略了工作场所以外的教育和生活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于是，本文把视角拓宽到前劳动力市场，关注从业者的教育阶段即职业教育与学徒制阶段，考察技能学习过程中的性别分化，通过结合理发师职业的外部结构性因素，并加入城乡等其他不平等维度，来详细刻画理发师职业性别隔离的变迁过程。

（二）理发师的劳动与性别向度

理发行业由来已久。从传统的剃头匠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式理发店，再到随处可见的大型连锁理发店，理发业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改着自己的样貌。但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学界，对理发行业的社会科学研究均属凤毛麟角。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一方面聚焦于职业学校美容美发专业建设、学生管理等相关问题，另一方面着重对理发店服务品质与顾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虽有少数社会学研究将理发师及其劳动过程置于研究的中心，但它们关注的重点多为劳动控制与资本剥削。事实上，理发店员工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笔下的空乘人员一样，需要大量身体仪态与情感劳动的训练；理发师甚至经常以“交朋友”的方式进行深层表演（deep acting），旨在通过与顾客建立友好关系来提高回客率。不仅如此，理发劳动是透过说头发（hair talk）、说产品（product talk）、说个人故事（personal talk）等一系列“言说”来完成的。因此，理发店中的服务绝不只是发型整理这么简单，他们需要经常与顾客沟通交流，优质服务者更是被要求时刻掌握顾客需求和情绪变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有一定的肢体碰触与温柔的话语询问，从而让顾客产生被照顾甚至被宠爱的感觉。

《转型时期中国职业性别隔离问题研究》

作者：张成刚

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以往研究认为，情感劳动的商业化存在着女性化趋势。然而，同样需要大量情感劳动的理发工作，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别景象，这值得我们格外关注和思考。近些年，有研究开始将性别因素纳入考量，发现理发行业的劳动分工体系是围绕性别和年龄的交会展开的。但理发行业本身的组织变迁未得到充分关注。理发师作为传统服务性工作，似乎有足够多的理由和其他服务业一样成为女性为主导的职业。毕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服务业中女性从业比例在所有行业中居于最高，基本为60%，城市服务业中女性比例更是一度高达70%。然而，如今女性的职业空间不断被压缩，年轻男性反而成为理发师的主要构成。该现象原因何在？这就需要我们不仅关注静态的机制因素，更要站在历史维度，考虑时代背景与结构变迁。

性别隔离的进程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哈丽雅特·布拉德利（Harriet Bradley）曾指出，职业性别隔离从量变到质变共有三个阶段的转化：第一阶段是少数渗透阶段；第二阶段是人数比例逐渐增加后形成的侵入阶段；第三阶段是职业被重新定义的接管阶段。中国理发师职业已步入第三阶段，因此本文会重点关注男性如何重新定义理发劳动，赋予职业更高价值并进行接管。

《从事“女性的工作”：非传统职业中的男性》（Doing “Women’s Work”： Men in 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s），Sage出版社，1993年版。

为了满足现代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理发业持续进行升级改造，如今已形成多阶段、多层次、较为完善的行业体系。职业培养逐渐规范化，职业教育与学徒教育两种培养模式并行；企业管理日益完善，等级分工明确，并定期进行考核检查；员工则需日常接受技术培训、体态仪表训练，不断提升时尚审美能力。理发业的发展过程不仅标志着行业的转变，也反映出理发师性别差异的建构过程。

那么，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分化是如何产生的？在性别研究领域中，家政工、助产士、护理员等传统上以女性为主导的职业性别分化经常被谈起，而男性进入传统女性职业却鲜少提及，属于常被忽视的领域。同时，当我们关注某一行业的性别分化时，不仅要研究性别的分布状况，更要关注性别背后的权力关系。有学者指出，在现代职业的形成过程中，男性把持了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女性则遭到排斥或沦为男性的助手。在此过程中，女性话语权受到压制，男性紧握着传统优势行业的控制权，并对女性参与构筑了屏障。同时，对于男性如何进入那些被视作传统“女性化”的职业，他们采取了哪些策略，以及这些策略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所知甚少。有关理发师的社会学研究大多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出发，把理发师的工作视为体力劳动、情感劳动和美学劳动的结合。理发劳动过程本身就蕴含着性别的影响，但既有研究始终存在“性别盲视”的问题。

因此，本文将理发业相关从业者的劳动实践引入性别隔离的研究视野，不仅将理发师及其劳动过程置于研究的中心，关注理发师受到的劳动控制与资本剥削，而且更希望展现劳动过程与结构性因素对于性别规范的具体塑造过程。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将个体的职业选择与微观互动作为研究重点，关注理发师的主体能动性，将他们看作具有理性能力的行动者，来探究性别隔离表象背后的权力关系。图1展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视角拓宽到技能学习阶段，从入行前的职业教育分流与学徒制排斥，到入行后的多因素阻碍，考察行业组织、雇主、同事与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如何共同制造出理发业的性别隔离。同时，我们还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展现理发行业劳动者的主体表达和主体实践，详细刻画“女退男进”的发展路径与过程。

图1：分析框架。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电影《解忧理发店》（2020）剧照。

从当前理发业营业状况看，我们可以区分三种类型的理发店：自雇的家庭理发店、雇佣少量理发师的小型理发店（一般为单一门店）、雇佣大量理发师和助理并强调服务质量的大型连锁理发店。理发行业从业者由多种角色构成，包括理发师、店长、经理、前台收银员、洗头工、接待服务员，以及清洁阿姨等。本文主要以大型连锁理发店中从事美发与服务的理发师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出于对比研究的目的，对家庭式和小型理发店也有所考察。因为理发行业异质化程度较高，即便同样是理发师，因为不同门店、不同等级，收入也会有较大差距，从月入两千的理发助理到年薪百万的明星发型师都存在。本文选取大型连锁理发店有两方面因素考量，一方面是相较其他两种理发店，它的劳动过程更丰富，服务更加细致与全面，更能深入展现行业的复杂景象；另一方面，大型连锁理发店因规模效应与品牌优势，正逐渐取代其他两类，因而更具有研究前景和价值。本文所说的“理发店”“XX造型”“美发业”“美发沙龙”均指向狭义的以洗、吹、剪、烫、染、护等为核心业务的发型服务组织，即一种依赖个人技艺与情感劳动的现代服务业，不包括美容美体等行业。这是少数至今仍大量保留传统学徒制的现代行业之一。

本文以M和D两家位于武汉的大型连锁理发店为主要田野点。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省会和国家中心城市，辐射中部地区，常年吸引来自湖北、河南、湖南、四川等地的流动人口，是重要的人口流入地。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几乎所有的理发师均来自外地，大部分为农村户籍。同时本文还选取安徽省宿州市的三家小型理发店作为补充田野点。宿州市位于安徽省北部，有500万人口，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地。本文通过选取不同省市、不同体量的理发店进行对比考察，旨在分析不同体量、不同形式的组织对理发师的影响。

作为一项质性研究，本文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我们首先是作为理发店的顾客，在消费过程中通过攀谈（包括诉诸“老乡”关系）的方式与理发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建立关系。同时，我们通过寻找中间人来详细了解理发店的内部运作。访谈对象主要包括理发师、学徒、前台小妹、店长、顾客（未放入信息表）。资料主要通过多次无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以及日常对话收集得来，访谈时间基本为2至3小时。虽然大型理发店中的女理发师寥寥无几，我们仍利用“滚雪球”的方式采访了几位女性。我们有意识地选择差异化的访谈对象，以增强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从2021年10月至2023年4月，我们在武汉与宿州两地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田野研究。在访谈的同时，我们还在理发店进行了持续的参与式观察，尤其是近距离观察理发师刘明和阿龙的工作，每次时间长达一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对上海的一家理发店进行了简短的调研。

表1：被访者基本信息。店名和人名均已匿名化处理。

三、成为理发师：结构性因素与多方塑造

在社会学领域，我们通常将那些独立于个体之外，具有影响或约束个体行为的外部环境要素定义为结构性因素。本部分我们会从结构性视角对理发师的性别隔离现象进行分析，主要以行业经营模式变迁和家庭化为背景，考察教育制度、市场环境、雇主、同事与顾客等因素对理发师职业的影响。我们把视角拓宽到入行前即理发师的教育阶段，发现在这一时期职业性别隔离就已经产生。

（一）难以进入：入行前的教育分流

与传统工厂工人生产商品的流水线劳动不同，也与仅提供情感劳动的服务行业有所区别，理发师的工作既要求具备硬性技能，以满足顾客在发型设计、发质护理或烫染修剪方面的需求，同时也需要提供大量的情感劳动和细致周到的服务。因此理发师在开启职业生涯前，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包括职业教育阶段和学徒阶段。在此过程中，女性遭遇了结构性的限制，使得她们进入此行业变得相当困难。

1.职业教育中的性别筛选

理发师是一个可以通过职业学校培训而获得技能的职业。2023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人数为1298.5万，比2020年减少364.9万。在校人数不断减少的同时，性别问题也十分突出。近10年来，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中女性比例一直低于50%，在各类教育中均处于较低水平；此外，女性人数也从2011年的45.67%下降到2020年的41.48%，下降趋势明显。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0》

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版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12月

我们同样了解到，在学习美发的职业学校里，女性正在不断流失。女理发师王英向我们描述她求学时的经历：

当时家里就不想让我上了，说女孩上技校没用，还费钱，认为不如早点出来去打工。农村嘛，都是这样。我还有个弟弟，家里还要供他上学，想让我早点出来挣钱。我从小就喜欢打扮，也就是感兴趣，坚持要去学美发。后来是跟家里讲条件，以后早点去实习，他们拗不过我才让我去的。（王英访谈资料：20211223）

在中国，人们对普通教育的好感要优于职业教育，并对低层次、技术性的职业教育抱有歧视态度。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数逐年下降，特别是女性流失严重。中专毕业的小宇在接受访谈时回忆道：“我们最少要学两三年才能出师，光学费就好几万，一颗假人头少的五六十，多的要好几百，也只能用两次，用完了还要买新的，剪刀梳子都要自己买，这些东西差的用不了，只能忍痛买好的，花了不少钱”（小宇访谈资料：20211016）。

理发师在前期教育阶段投入较大，不仅需要美发学校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还需要买假人头（假发头模）、剪刀、梳子等这些必要的学习工具。很多家庭对于无法继续升入普通高中，只能进入职业学校的女生持有的态度是不愿她们再“浪费”时间和家庭经济成本，转而让她们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打工增补家用。此类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常见，特别是当一个家庭面临不止一名子女上学时，大部分家长会选择让男生继续就读普通初中和高中，而让女孩流向就业大军。传统性别偏见造成女性在较低层次的职业教育中流失严重。不仅如此，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与性别分工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很多专业具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性。例如，在职业学校中形成了以工科为主的汽修、土木、电焊等“男性化专业”和护理、文秘等以服务为主的“女性化专业”。甚至不少学校在招生时就已经开始了性别筛选。小黄是一位刚从美容美发职业学校毕业的男生，目前正在M理发店里当学徒，他还记得最初选专业时的情景：

我们当初报名时，学校的招生宣传单上有的已经规定好了，什么专业招男生，什么专业招女生，每个专业的对口工作也写得挺清楚的。而且那些招生办的老师说得也很直接，你选什么样的专业之后就会干什么样的工作，尽量选择（性别）更合适的，不然工作也别扭。（小黄访谈资料：20220303）

不少学校会在招生计划或招生简章中明确标注出某一专业仅招收男生的字样，有些甚至会对学生的身高、长相做出一定要求。这种专业分工分流了大部分女性，让她们进入到更符合性别角色期待的专业中。在职业学校中美发与美容专业由于技能相近通常会被分在同一科系，但二者的学生却出现了明显性别分化。小宇如此描述：

我就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班里就没有几个女生，基本上都是男的。美容和美甲班里大部分是女的，男的很少。我当时上的是比较大的职业学校，所以各个专业都有，选择也很多。女生一般会选择去学护理、家政、美容等专业。（小宇访谈资料：20211016）

美容专业和美发专业的性别分化问题不仅出现在学生之中，在教师群体内也十分明显。我们在武汉市调研了一所全日制公办职业院校，在武汉地区颇有名气。美发专业与美容专业同属于学校的艺术与形象设计部，专业教师共有9人，其中女性6人，男性3人。虽然女教师为多数，但她们无一从事美发专业教学，而是集中于美容、化妆和美甲等领域；男教师的教学领域则皆为美发，并有2人拥有高级讲师和高级技师职称，比重远高于女教师。这一现象也普遍出现在其他职业学校中。此外，不同的性别特质在职业教育过程中会被格外关注，如女性特质中温顺的态度、青春的身体和体贴的性格，男性特质中吃苦耐劳、能担当、有责任感等特质都被运用到教育安排中。与此相连接的劳动力市场将这些教育的“成品”进行分配，直接影响到职业的性别分布，加剧了性别分工的固化。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可以解释某些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由于男女性别教育的差异产生了对职业的不同期待，不同性别的人“天然”地分流到不同专业。

然而，这些解释对理发行业却难以成立，因为理发师所属的传统服务业基本是女性占有较高的从业比重，因此刻意的性别分工并不存在。不仅如此，男性主导理发业的情况并非自古有之。有20年理发从业经验的刘明说：“其实在以前，理发师很多都是女性，只是到了2000年以后，才渐渐都是男性”（刘明访谈资料：20220805）。

2.学徒制下的自然排斥

《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

作者：[美]兰德尔·柯林斯

译者：刘冉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指出，对于体力劳动而言，学校里的职业教育与工作前景几乎毫无关系，接受过正式职业教育的人并不比没有接受过的人工作表现更好。在中国，由于高职院校招生长期处于高考录取批次的末端，职校在许多人眼里成了“坏孩子”“小混混”的聚集区，职业教育因此备受污名化。在这种状况下，职业教育的教学水平与学风都难以改善。理发店店长刘明抱怨道：

上职校学理发根本就没有用，完全学不到东西。老师也不认真教，学生也不认真学，就是混而已。都是出来以后去当学徒，在理发店里学个几年，才能学到点东西。（刘明访谈资料：20220805）

职业学校以考取“美发师职业资格等级证书”为教学目标，但对于理发师来说证书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否拥有独立操作能力和符合市场需求的理发技术才是立身之本。这使得学校的教学目标与实际的工作要求严重脱节，大量的表演和比赛忽略了情感劳动的实际训练，违背了以顾客为中心的宗旨，这样的教学往往适得其反。所以时至今日，学徒制在理发行业中依然能扮演重要角色。学徒制作为通过观察、模仿师傅的技艺，在实践中自然习得技能并受用终身的学习方式，曾是人们学习技能的最普遍形式。虽然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学习模式已逐渐被学校教育所取代，但因理发师手艺的特殊性，需要长期实践，再加上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因而其仍是少量保留学徒制的职业。除了理发技艺之外，理发师所需话术技巧往往也只有在长期紧密的师徒关系中才能得到有效培养。所以，学徒制不仅是一种教育方式，更是维系理发师职业的关键制度。

但是，学徒制的前提是拥有一定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学徒需要有亲戚或朋友介绍，而成为理发师学徒尤其依赖强关系。上文提到的小宇，初中毕业后就去了中专学习美容美发，在朋友介绍下从湖北老家前往天津滨海的理发店打工，当了三年学徒，之后又在天津陆续干了六年才回到武汉，依靠亲戚介绍进入了M理发店。当我们问起刘明是怎样成为理发师的，他的回答是家里人觉得他个子矮，不能干重体力活，只能学一些小手艺，正好身边有亲戚干理发这一行，所以就让他过去学，以后好糊口饭吃。在这种学徒制的关系网络中，女性并不受青睐，并遭到了或明或暗的排斥。

《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

作者：[美]马克·格兰诺维特

译者：张文宏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大量研究表明，个体行动者是嵌入社会网络之中的，而且关系网络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中国女性的强关系主要由同性别组成，因此同质性信息更多，且往往和家庭亲情有关，这使得女性更可能进入女性化职业，从而形成职业性别隔离。

由于女性理发师的稀缺，女性缺乏进入这一职业的强关系，无法进入理发店内学习，只能通过已有的强关系进入常规女性化职业。不仅如此，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师徒关系具有高度亲密性和人身依附性。如今理发行业的学徒制虽然不再需要磕头敬茶等传统拜师过程，但本质仍是类似的，都是通过师傅长时间的言传身教与徒弟的观察模仿。学徒阶段普遍需要三年以上，并且还是在“这个徒弟开窍活泛的情况下”（刘明语）。师徒长时间的紧密相处，甚至吃住、工作都在一起，这非常容易产生家人般的亲近性。其间师徒双方往往会建立一定的情感联结，即使学徒期结束后仍会维系。小宇回忆起他当学徒时的经历：

我刚学美发的时候，前三个月是没有工资的，只是包吃包住，有员工宿舍。我们还要认师傅，跟着师傅学了三年，前一年主要是看师傅怎么剪，我在旁边打下手、递东西。后两年就可以自己上手，但师傅会在旁边看着，有时候手把手教学。我和师傅到现在还有联系，逢年过节我都会买东西给师傅，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了，但他还想着我，问我生意好不好，还想让我回去。（小宇访谈资料：20211030）

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徒弟的理发技能和服务能力可以得到良好训练，但也正由于师徒之间的高度亲密性和强烈的情感联结，使得男师傅招收女徒弟极易遭受社会舆论的非议。师傅还会较多地介入徒弟的生活，父母出于安全考虑也并不放心把女儿托付给男师傅，所以女性不易获取专业学习机会，更难进入理发师职业的门槛。

（二）留不下来：入行后的性别淘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鼓励女性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工作，于是大量女性进入理发师在内的“八大员”。在这一时期，女性是理发师的主力。她们所在的理发店多为国营，工作稳定且较为清闲。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营理发店的管理模式已不再适用，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之行业准入门槛较低，催生出一批家庭式和私人小型理发店。

到了世纪之交，理发师职业的性别构成经历了显著变化。伴随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人们对于时尚与个人形象投资的渴望急剧上升，这种消费需求催生了相应的资本投入。由此，追逐潮流风尚的高端美发沙龙应运而生，改变了传统理发业态。理发业的经营模式也由单一逐渐走向综合，形式日趋多样化。品牌机构趋向连锁、加盟的经营模式发展。通过连锁经营方式，理发店能够迅速扩大客户基础，并实现规模效应与良好口碑的叠加优势。所以众多理发店开始追求升级转型，采纳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并以“美发沙龙”等高端品牌形象向市场推广。

电影《吉祥如意》（2020）剧照。

然而正是由于各种连锁门店遍地开花，行业内竞争愈加激烈，这直接导致理发师们的工作强度剧增。理发师经常要在饥肠辘辘或餐食无常的情况下长时间、高负荷地工作。在这种环境下，男性的体力优势便展现出来。女理发师花花也坦言道：“他们男生可以不吃饭干一天，但我们女的就不行了”（花花访谈资料：20220821）。理发师的工作由之前的清闲、稳定，转变为劳累、变动。行业经营模式的更迭深刻影响了职业的性别分工。连锁理发店注重精细化的操作流程和高效的绩效管理，对员工展现出较强的组织纪律性要求。

在这种环境中，工作量通常较大，并伴随着更为严格的规范与训练。以M连锁理发店为例，作为一家高档连锁理发店，它从创立之初就以追求时尚和服务为宗旨。理发师具有明显的等级划分，从低到高依次是：洗头学徒、理发助理、烫染师、发型师、设计总监。迎宾引座、洗头按摩、递送饮料等每个环节均由专人执行，保证了标准化和高质量的客户体验。此外，这家店还采用了一套严苛的请假制度，请假时会根据理发师的收入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等级越高的理发师扣费越多。这样苛刻的请假制度不仅迫使理发师“主动”牺牲个人时间以换取更高收入，而且不合理的组织规训对于女性而言更是不利。蓝蓝是M理发店的一名前台收银员，负责结账收费和办理会员卡等业务。但我们同时了解到，在担任收银员之前，她也是一名理发师。她至今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仍会感到焦虑：

当时店里管得严，我根本没有时间休息，从早到晚一站就是一天，到晚上这个胳膊、腿都感觉不是自己的了，甚至到了现在我膝盖站久一点就会痛。老板事很多，有时候那个（生理期）来了都不敢请假，除非是疼得受不了，我们就不好意思再说了。没办法，我们女的就很难。想到之后还要生孩子、带孩子，根本上不了班，才向公司申请转的前台。（蓝蓝访谈资料：20211019）

理发师的职业特殊性在于需要长时间站立，并大量接触化学染剂，这会对从业者的身体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处于孕期的女性。于是女理发师会在孕期选择退出，然而当她们再想返回时，却因为客源流失而难以继续。女性的身体构造和生育特征成为性别歧视的根源，影响着女性的职业选择和发展前景。当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女理发师时，这些男理发师几乎异口同声给我们这一答复：“女的吃不了这个苦”。许多男理发师都拥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女性贪图享受、不能吃苦、不会钻研技术，并且由于生育问题，职业发展不稳定，所以干不好理发行业。吕昊向我们谈了他对女理发师的看法：

理发这个行业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光学徒就要三四年，还不包括前期在学校学的。正式上班以后更是一站一天，手不能停。没什么假，一周只能休一天，周五、周六、周日三天还不能请假。那么累，赚得也没有很多，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很多女的就不学了，静不下去。（吕昊访谈资料：20211105）

我们访谈的大部分男性都持类似看法，而且这种刻板印象也成为店长不愿雇佣女理发师的理由。店长刘明就持这种观点：“女的不能吃苦，干不了多久就要走，结婚生孩子去了”（刘明访谈资料：20220805）。话语的言外之意是，男理发师会努力钻研技术，职业发展更稳定，也更能吃苦耐劳。对于雇主而言，招聘的第一原则是利益，他们需要大量便宜、好用、事少又能挣钱的劳动力。从小就被教育“吃苦赚钱”的农村男性，自然会为理发店老板所青睐。虽然招聘时不会出现明显的性别歧视话语，但女性遭受的就业歧视却是真实可见的。

电视剧《82年生的金智英》（2019）剧照。

伴随着家庭化出现的生育、抚育等再生产负担无疑增加了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加剧了她们与职场工作的冲突，形成“母职惩罚”。女性会由于生育等问题对其就业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对于理发师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来说，家庭化更是加剧了家庭与工作的冲突，雇主的歧视更加明显，工作中断所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早、更剧烈地承受了家庭化的压力。王英是前卫造型的前任店长，也是一名女性理发师，事业正蒸蒸日上。但农村的父母却早早催婚，她原本也想着夫妻双方可以相互照应一下店内的生意，但没想到结婚之后，她一个人不但要忙店内的生意还要照顾小孩。王英这样描述她的生活：

生意都是我来管，他（王英的老公）从来不帮忙，刚结婚的时候还能顾得过来，自从生完老大，我又要来开店，又要照顾小孩。开始的时候小孩我都是放在店里自己带，换尿布、喂奶、哄睡觉都是我一个人。他连家务都干不好，我还能指望他能哄好孩子？后来生了老二，我实在顾不过来了，才把店转出去的。（王英访谈资料：202101223）

在很多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仍然深植人心。我们经常能听到：“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女人要以家庭为重”等类似的话语。丈夫可以在外拼搏不顾家庭，而妻子却与“家”的概念牢牢捆绑在一起。这种文化传统“绑架”了女性的自身价值，也在无形中阻碍了她们的就业选择。

莫里索19世纪末作品《理发师》局部。

（三）技术价值与性别权力

即使是在时尚和美的领域，女性也并没有占据优势。女理发师的技术和能力常遭到雇主与客人的贬低，而男理发师却被塑造为更专业的时尚设计者。谷风甚至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们：店长不爱招女性做理发师，因为女性没有时尚感。一些女顾客也更愿意让男理发师为她们设计发型。她们认为男性的服务态度更好，技术更加高超，而且相信男性更懂女性美。

但问题在于，理发师所提供的服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质量判定标准。理发师的技能不仅需要顾客的认可，还必须拥有一定自主权进行个性发挥。为了实现这一点，理发师需运用专业知识向顾客解释这样设计的理由、指出顾客头型和发质存在的问题，并展示发型如何贴近时尚潮流。通过这样做，他们能够有效地推销各种产品和服务，让顾客深切感受到专业美发服务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很多顾客会感叹自己原本不想剪某个发型，是在理发师的劝导下才改变了主意。在理发师的精心引导下，顾客逐渐接受并学会欣赏自己的新发型。显然，理发技能本身介于清晰和模糊之间，技能的好坏是无法通过成果直接判断的。因此，断言男理发师技艺优于女理发师纯属无稽之谈，而认为女理发师能力不及男性，就更可能是性别偏见的体现。技术的价值常常是围绕着权力结构所建构出的，所以即使女性从事与男性类似或是更复杂的工作，女性的价值也往往受到贬低。

花花是一名有着熟练经验的理发师，也是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女理发师之一。如今她在安徽老家经营一间面积仅有7平方米的小理发店，两面镜子、两把椅子外加一个洗头床便是她全部的心血。虽然生意也算红火，但回到老家并不是花花最初的选择。曾几何时她也想留在大城市的高档理发店工作打拼，然而她在找工作时遇到的性别歧视无疑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我一直觉得女生干这一行有优势，可没想到找工作时还是男生抢手。我在上海的时候去了一家还算挺大的理发店，对我说很好听，最后还是留了那男生，这根本不是因为能力。老板说年轻的女孩“事”太多，不是天天请假就是耍心眼，还容易闹情绪，说不得。女孩（当理发师）没什么前途，只能当个前台收银或者洗头的。（花花访谈资料：20220821）

无论是雇主还是顾客，甚至包括从业人员自身，对于女性的社会想象都是“外表漂亮、温柔体贴、善于沟通”的性别化想象。这促使人们认为女性更适合承担前台接待等角色，而不太适合拿剪刀成为理发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理发行业的晋升空间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的晋升空间有限，基本只能担任引导员、服务员或收银员等低端职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晋升空间越发狭窄。男性又通过对女性技能的贬低，固化了女性的刻板印象，而女性也会将这种印象内化，影响着她们自我的职业选择。女理发师不但要特别努力展现出更优秀的工作能力，打破固有的刻板印象，还需要满足社会对女性的期待。面对这些外部结构性力量的限制，很多女性只能选择早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承担家庭责任。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2021）剧照。

四、退与进：劳动者的主体实践与性别差异

结构性限制是女性选择退出理发师职业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职业性别隔离是如何产生的，因为男性在其中的表现仍是“黑箱”。要厘清性别隔离产生的原因，我们还需要看到劳动过程中真实的人，展现理发师的个体表达和主体实践。

（一）开拓与逃离

首先，其他新兴服务业分流了一部分女性从业者。随着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女性的消费逐渐多元化，各类以服务女性为主的职业开始大量兴起。以美甲师为例，1995至2005年仅10年间，中国的美甲从业人员增长了近20万人，并且还以近10%的速度递增，其中78%为女性。还有美容、美妆、护肤等行业因为更符合女性就业者的职业期待，吸引了大量女性进入。她们开拓出了新的“女性化”职业。小天告诉我们：

女的不当理发师是因为理发师又累，又不赚钱，管的事还多。她们女生都去学美甲、美容了。开个美甲店，进美容院，赚得又多，又不累。我们男的又去不了，所以只能来当理发师了。（小天访谈资料：2021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