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打工，人到中年，还剩多少体力呢？｜带着问题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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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田维堂做过农民、小贩、民办教师、工人、传销上线、中介、小老板，住过养猪间，也住过楼梯房，在贵州的乡间野田、东莞的流水车间、上海的霓虹光影，他需要为生计锱铢必较，但也努力地维持着作为人的尊严。这本书是一代农民的打工史，然而这样的故事并不常被看到。田维堂的写作沾着土，这也是它为何如此动人的原因。]

回想 1999年的夏天，我带着一同在广东打工的湖南农民黄姑娘回到贵州老家，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和土地生分了七年时间的人重新拿起了谋生的“武器”——锄头。至于黄姑娘，她根本就没有摸过锄头，一个从未种过地的农民，不得不开始从头学起。

日子和以前一样艰难，记得有次沧浪河涨洪水，我和挺着大肚子的黄姑娘一同来到洪水滔天的河边，希望能捡到一些有用的漂浮物。

很幸运，我们捡到了四只拖鞋，勉强凑成了两双。

新世纪的到来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我们的女儿出生了。黄姑娘成了黄太太，一个贫穷得不能再贫穷的太太，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住的房子是我弟弟修建的，我们只有大约一亩薄田，日夜奋斗也只能勉强糊口。我和太太当时还是希望尽快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为此，除了吵架的时间，其余的时间我们都在加倍努力。

在女儿满一周岁的时候，为了拍那一张全家福，我和太太卖了一整天的农产品，最后勉强才凑够拍一张照片的钱，掏出来的全是毛票。

我感觉，靠种地想拥有我们自己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有了再次闯荡江湖的念头。

2001年春天，我们一家三口离开年迈的母亲出门寻找出路。和一个老乡来到开阳磷矿，开始是卖灰豆腐、豆花，后来卖水果、蔬菜，但到了年底，我们感觉要支撑不下去了。

2002年，我又到贵阳一个老乡开的广告公司当学徒。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00块，第二个月的工资是250块，这样逐月递增，年底的时候，我的工资终于涨到了600块。但是，我却决定不干了。彼时寄居在娘家的太太和女儿来看我，和我分开快一年的女儿虽然只有 1岁多，但一见面就认出了我，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不愿松开。那个腊月，太太带着女儿踏上长途客车回濯水老家的时候，女儿拼命向我舞动着小手，口中喊着：“爸爸，上。爸爸，上。”

2002年腊月二十八，一家人在老家过春节，那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过了春节，我和太太开始筹划未来。去上海还是浙江呢？我们为此感到纠结。姐夫在上海，外侄女在浙江，两处都表示欢迎我们前去找工作，为我们提供一些方便。我们决定将女儿留给大姐暂且代管。

其实，我们已经厌倦了在外面打工的漂流生活，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年龄出去打工是不太受欢迎的，但还是准备拼一拼。和当时在广东不一样，这次出发之前，我们两口子定下的宏伟目标是1万块，赚够1万块就回家，修个能容下一家三口的房子，然后安心在家耕种度过余生。那时，我们觉得1万块是一笔庞大的数字。

2003年的正月初六，我们和一对在浙江打工的老乡夫妇一起出发，计划到浙江闯荡。为什么选择浙江而不是上海？在温州或者金华这样的城市，打工人群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像我这样的，去了可以算是人才；而上海那样群雄逐鹿的国际大都市，像我这样的人去了，可能就只是蠢材或者庸才，没人会把我当回事。

这对老乡夫妇，丈夫是我的中学同学，他老婆娘家有我转弯抹角的亲戚。我们原本都是友好的，可是车到县城的时候，这位同学言语之中明显表现出怕我们沾上他们夫妻的光。我当即在车上宣布，我们将更换行程路线，要去的目的地不是浙江，而是上海。

我太太也是一个敏感的人，她也感觉到同学夫妇对我们的嫌弃，非常赞同我的意见。同学夫妇脸上就有些尴尬，不过他们心里应该是庆幸的，因为可以甩掉我们这个包袱了。

到了遵义，我们和同学夫妇不欢而散，他们去往浙江，我们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到达上海，根据姐夫在信上给我们提供的地址，通过若干次询问、打听，转了几趟公交车，算是很顺利地找到了姐夫上班的建筑工地。姐夫在信上说，已经替我们问好了一家工厂，可实际上工厂招工没那么简单。

他带我俩来到浦东新区张江镇一个叫孙桥的地方，这里对上海来说属于郊区农村，除了农村居民，零零星星地有几家小工厂。姐夫的侄儿在这里的一个厂子上班，据说每月工资有 700块左右。姐夫曾经在这里干过苦力，和当地的一些居民比较熟悉，而这些小工厂的老板，一部分就是当地居民，可是人家哪里把姐夫放在眼里呢？他跟人家说话，人家愿意搭理就算是给了天大的面子，哪里又能给我们解决工作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居住的问题。我们到了上海，身上还剩500块，租的一间小房子就在姐夫侄儿的隔壁，他们也是夫妻二人。

说是房子，因为它还能遮风挡雨。这个房子长什么模样呢？先说高度吧，屋檐比我们的头顶高那么一截儿，手举起来就能摸到。这是有屋脊的房顶，盖的是石棉瓦。墙壁是水泥砖，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粉刷。粗糙的水泥地面呈斜坡状，如果倒一些水在地面上，水会立刻向低的一面流淌。我当时不知道地面为何如此设计，后来问房东，房东说这里以前是用来养猪的，不如此，猪尿怎么流出去？就是这样的房子，每个月的租金要80块。不过房东比较体谅我们，租金可以一月一交，实在困难，拖几天也没关系。

在这个村庄里，我们遇到一个有趣的老头，他在一个三岔路口摆摊。卖什么呢？什么也不卖，就摆一个纸板牌子，上面写着“问路收费二元”。刚到上海的时候，我们经常找别人问路，绝大多数人都会很客气地告诉我们。以前在贵阳我也经常找人问路，但是我遇到过几个人，故意朝相反的方向指路，多次让我南辕北辙。在上海，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却遇到了这样的老头。老头满面笑容，和蔼可亲，问路要收钱，但从来不会给你乱指方向。我们刚去，找不到东南西北，也找他问过路，给过两次钱，后来每次见面，他都会亲热地打招呼。老头干瘦干瘦的，他就是当地的村民。

上海的路其实很好找，每条路都是直的，基本上不拐弯，每个路口都标明了东南西北的方向，你如果向东走，只要一直在这条路上，走多远都是一直向东。不像我们贵州的路，走同一条路，开始向东，可能走出去几十米，你还在这条路上，但已经是向西或者向北了。

上海的路是不会拐弯的，笔直笔直一直向前。

我们开始寻找工作。附近的厂子都不招工，只有张江和孙桥街上那些饭店在招服务员，我太太就去饭店应聘，试了几家，上了几天班，就和老板翻了脸，她实在不适合当服务员。后来又找了一家饭店，在厨房给人家洗碗，每天好像只有10块钱，她倒觉得比较合适，干了有一个月吧，还是觉得太憋气。我看到一家咖啡馆招工，让她去应聘，因为我觉得那里环境优雅，虽然招的是清洁工，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太太去试了两天，安排她专门负责打扫厕所，她气得要命，觉得太没面子，她还不是老太婆，就不干了。后来姐夫的侄媳妇上班的塑料厂招工，黄女士就去了这个厂上班，一天工资也是10块左右。

我在一个劳务公司花 30块介绍费找到了一份工作，劳务公司的人说这家公司一个月的工资在1000块以上。我对这个数字非常满意，因为我在广东也从来没有拿过这么高的工资，准备踏踏实实干好这份工作。

上了班才知道，这家公司的工资是计件，甚至没有固定的基本工资，好在是包吃包住，这个非常重要。

公司主要是对旧货车的车厢进行改造和翻新，这和做户外广告颇有些相似之处，所用的工具我在贵阳做广告学徒时基本上都用过，但是对电焊的焊接技术要求高很多。进行测试时，我的焊接水平和人家一比，显然还在学徒阶段。虽然不能对汽车进行焊接，但是还有许多别的活可以干，只是工资要低一些。

公司几个人几个人分成一个小组，我是新员工，老员工都拉帮结伙，我显然感受到了孤立和排挤。安排干活的时候，就很少安排到我，不干活就没有工资。本来公司里面的业务就不多，有了活大家还抢着干，哪里能轮到我呢？整天闲着没事干，下象棋、打扑克的大有人在，这样混了十天半月，看不到一丝转变和希望，心里毛焦火辣的我有些着急了。如此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挣够1万块回家修房子呢？

劳务公司离我上班的公司不远，我去找他们退介绍费，因为实际情况和他们说的不相符，劳务公司的人说需要我上班的公司出证明才能退。我去找公司出证明，公司不给我，我就以那个公司的名义自己写了一个条子，劳务公司居然就把介绍费退给了我。

开始一两个月，我们夫妻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地混，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生活陷入困境。以我们二人的个性，如果不是遇到绝境，是不会轻易向人求助的。尽管我有不少混得不错的朋友，但是我在倒霉的时候，是不愿意和他们联系的，我只是希望能远远躲开他们。

这里有不少菜地，春夏之交，地里有不少菜农不要的菜叶子，我们去捡来，就省了买菜的钱；想吃肉了，就去买一些很便宜的边角料。在这方面，我和黄女士都愿意面对现实，不怕丢面子，尽管困难，生活还是有滋有味。每当我们有了一丝丝的收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寄养在大姐家的女儿寄生活费。在最艰难的日子，我们也没有向朋友伸手借一分钱。

出了那家公司，我心里着急，姐夫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在附近包工程的浙江小包工头，让我去他的这个工地做苦力，每天工资27块。

曾经的民办教师、农民作家，对，我只能认为是曾经的，因为如果我此时此刻给人家说出这些身份，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教师也好，作家也罢，他们都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只是一个靠出卖体力来换取口粮的苦力。在成为民办教师之前，我干过一次又一次苦力，在成为民办教师之后，我觉得靠卖体力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但没想到的是，我走上了回头路，吃二遍苦，受二遍罪。

可如今的我又还有多少体力呢？

这份苦力是给一家小工厂修厂房。开始是一些杂活，比如搬砖头、运沙子，后来是筛沙、筛石灰。特别累的活是打混凝土，师傅们负责用振动棒将混凝土振实荡平，我们这些小工就负责搅拌和用小推车搬运。我没什么力气，推小推车的时候，几乎要用尽吃奶的劲头才能和他们一起拉着奔跑。每次下班，我都累得要散架了一般。

这时候，上海的天气已经非常地炎热了。我知道，为了吃饭，我不得不接受烈日的炙烤。上海的太阳，比贵州的毒很多很多，就是广东的太阳也不能和上海的相比。太阳渐渐升高的时候，我身上的汗水就开始如溪水般流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慢慢地就出现了明显的盐渍。因为流汗，我随时都会感到口渴，实在渴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就跑到有水龙头的地方，直接含住水龙头，“咕咚咕咚”猛灌一气，可是不一会儿，又渴了。尽管在不停流汗，但是走起路来，肚子就像一个装了半满的水坛子一样在摇晃，哐当哐当地响。我看见包工头的屋子里有一个蓝盈盈的塑料桶装着纯净水，但是他从来不让下力的工人喝。

我感觉自己如同生活在地狱中，每天都在寻找机会逃避这样的生活。好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老天就会下雨，让我们休息半天或者一天。休息的时候，工人们就躲在工棚里看黄片，我就会借个自行车到街上去转悠，寻找新的谋生机会。

作者为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土家族，初代农民工、业余作家。财新网经版权方授权，摘选自《田老师打工记》。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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